有车子,就有坐车问题。早些的车子是轮不过三,力不超牛,碰上坎坷崎岖之道,更是颠簸得要命,就那样人们还是要坐。孔夫子“周游列国,运动王公”,就靠的是一车两马。如果没有车子,还可以骑毛驴。在一些人看来,坐车、骑驴总比走路强,省劲、省汗,省鞋底。
前几天,人民日报上有一篇短文,题目是“将军和车”,歌颂了红军老战士何志远少将,其中有一个不坐车的问题。从何志远想到余锡渠,这位地委书记的家风,也有个不坐车的问题。只举一例:
“又有一次,大儿子到汕头来探望他,临走时向父亲要一块钱。余锡渠只给他五角,儿子说: “这还不够买公共汽车票呢! ” 父亲说: “你可以走路回家呀! ”
(见《羊城晚报》《地委书记的家风》)
儿子想的是坐车,父亲考虑的却是要儿子走路。是没车吗? 不是,是没钱吗?也不是,是有钱舍不得花吗? 更不是。那么,有车不坐,有钱不花,是何道理?如果用单纯经济观点来看,多给五角少给五角只是五角之差,然而,用政治观点来看,这五角钱里边却包含着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孔子不坐汽车,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汽车坐; 慈禧太后不坐汽车,是因为她不允许任何一点改良,“政变”不允许,“车变”也不允许。而何志远同志因私事不坐公车,却是我们党的干部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精神的体现,余锡渠同志不叫儿子坐汽车,则表现了对后一代的深情厚意。
一个人从摇篮里“毕业” 出来,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走路。任何一个父母决不会因为我们有汽车制造厂,有汽车坐,就不让自己的孩子下地学走路。可是,当孩子刚刚学会走路以后,父母对孩子走路问题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让他走,象余锡渠同志所作的那样; 一种是不让他走,“车是让人坐的,钱是让人花的,可不要把咱宝贝的脚板走大了。”于是乎三轮车、四轮车、大汽车、小汽车……车来车去,慢慢慢慢就把走路给忘了。
人生道路是漫长的,革命的道路也是漫长的。通过这漫长的道路,不能靠坐汽车,重要的是靠走。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走出来的。红军不走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人民解放军不走遍全中国,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谁都知道,我们战士的“11号汽车”,“赛过神行太保快如飞”。这“11号汽车”,并非汽车制造厂造出来的,而是行军路上练出来的。行军路上练了腿,也炼了人。走,可以走出英雄,可以走出胜利。
当然,这不是说都不要坐汽车,把汽车放进博物馆只让人看,或者把汽车关在仓库里坏掉,而是说该坐就坐,该走就走,可坐可走的就走,即使坐在汽车上,也切不可忘却了走路。特别是年轻人,正在锻炼自己的时期,更要少坐车,多练练自己的腿劲。
温室里的鲜花总经不起风吹,路旁的垂柳总抗不住霜降,只有在暴风雨中锻炼出来的海燕,才能承担重任。让我们后一代把翅膀练得硬一些吧!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在各种锻炼中。
(1963年9月7日《武汉晚报》)
赏析 居住在城市,出门就有个坐车问题。高兴坐车,搭个一站两站路;不高兴坐车,省个一角两角钱;坐车又有什么文章可作?可是,李明天同志的《坐车问题》却从这里挖出了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即如何教育下一代的主题(又岂止教育下一代而已! )使读者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
短文开门见山,一语触题,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通过谈天说地、讽古颂今、夹叙夹议的手法,先从孔子“周游列国”的一车两马,写到老红军何志远少将私事不坐公车,再从教育儿子不坐车的地委书记余锡渠,写到了反对“车变”的慈禧太后,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同一个“车”字上几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讽刺了封建文人追逐名利、自我奔波的落后意识,鞭挞了封建帝王因循守旧、反对革命的丑恶灵魂,讴歌了革命干部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崇高品质,颂扬了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深情厚意。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以下文笔自然一转,扣一个“车”字,将全文的中心——父母对孩子走路问题的态度,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从而提出了老一代怎样教育下一代革命、教育下一代如何革命的重大问题。妙语双关,读来发人深省。为了全面看问题,作者又从另一面作了说明,“该坐就坐,该走就走,可坐可走的就走,即使坐在汽车上,也切不可忘却了走路”,这就使得文章无懈可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本质总是寓于现象之中,并且常常是隐于现象之后的,这篇短文之所以获得不少读者的好评,除了作者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外,更重要的是,作者从群众最常见、最熟悉,也最容易忽视的生活细节中,探明了它的本质,指出了它的社会意义,解决了人们最关心而又不知从何着手关心的大问题——这就是这篇杂文的战斗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