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写了一篇序《郁达夫诗词钞》的文章(见八月四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在引人深思的标题《望远镜中看故人》之下,简练地叙述了郁达夫诗词的风格、情调,兼而评骘了郁达夫的生平为人,既扼要的肯定了他主要优点,也并未为其缺点讳。特别是权衡得当,从大处着眼,去概括一个人带有基本的长处,作为盖棺论定。我想郁达夫九泉有知,亦当首肯。这篇文章煞尾的一段话,讲得甚为精彩,我以为不但可以用之于看达夫,一样可以用于评价“五四” 以来的某些作家,甚或可以作为观察评论一些人物时的参考。
“对于尽了一定责任的已故的战友,我认为,我们应该抱着望远镜去看,把他的优点引近到我们身边来;而不是抱着显微镜去看,专门挑剔他的弱点。”
自然我们也不必拘泥于郭老说的“已故”二字,对“已故”者固是终生论定,有关于他本人的一生是非功过,千秋定评,须要审慎;而对未故者——活着的人,在他自己尚在与社会千丝万缕发生着关系,那更足以警其未来,鼓其向上。在人的立身处世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不拘小节,但灵魂深处,却又有着挺拔凛烈的一面,一旦大义当前,乃能舍生成仁,临危授命。而另一种人则平日规行矩步,谨愿不苟,一临危难,则又徘徊动摇,以至于丧失大节。这样的人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的。当然一个人立身处世,从自我要求而言,应该大节小节,两者兼行,绝不能未经大处,先忽细微,或以不拘小节作为遁词; 但评论别人,要求别人,二者相较,我看还是应该肯定他积极的主要方面为是,世间完人毕竟不是多数,如果眼睛对着显微镜专去挑剔别人弱点,就不如象郭老所说的以望远镜看人,而把他的优点引近到我们身边来,对我们有益了。从大处落墨,从大处看人,同时,不隐其弱点,这是比较正确的态度。
不过以望远镜看人,还得对准焦点,什么是大节,什么是细微,观察人者又必须自己弄个清楚。泛泛的讲忠恕之道,这不是我们提倡的态度。郭老论郁达夫,以其热爱祖国,衷心希望中国人民能得到解放;以及其“一直在反抗旧社会,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诸端作为准则,虽然说他有时有点“不够勇敢,不够坚定,有时有点逃避的倾向”的短处,又指出正因为他不自掩蔽、而加以揭露、更改,所以才能成为和恶势力搏斗中阵亡在前线上的一位战友的。这样是举其荤荦大者,对其短处,也是着重于克服弱点的一面,如此运用“望远镜”是有观点、有立场,又是多末清晰明确呵!
东汉许劭曾以月旦人物见称当世,其实许邵论人,大都还是从封建观点出发,依我们今天立场去看,未必恰如其分,未必真正可取; 可是郭老所说的 “望远镜”是按照马列主义革命者的观点而对准焦点的,这样才能目光如炬,臧否得当,才能对我们深有启发。
(1962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赏析 《谈从望远镜中看人》是一篇写得既活泼、又谨严的杂文,它谈论的是如何正确评论一位作家及其他人物的问题。
文章的标题十分形象、生动,不落俗套。它带有悬念,使人一读题目就非要看完全文,弄个清楚不可。虽然它是从郭老的文章的标题提炼而来,但仍有新鲜感。题目是杂文的眼睛,我们既要避免故弄玄虚,又要不落俗套,做到新颖、醒目、生动。孟超的杂文是很注意画眼睛的。
这篇杂文写得活泼、严谨。文章是谈论人的问题,却能运用修辞手法去写,用“望远镜看人”,“显微镜看人”作比,去谈评价人物的问题,使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形象的东西,使人读来明白易懂。杂文要“杂”,要“东拉西扯”,但它的“拉杂谈”又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作家从郭沫若同志对郁达夫的公允评价谈起,然后逐层深入去谈如何正确去评价一个人物的问题,起笔自然、有趣。郁达夫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存在某些缺点的有影响的作家。郭沫若同志从客观事实出发,“既扼要地肯定了他主要优点,也并未为其缺点讳。”这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鲁迅语)的恰当评价,在文艺界中,确是难能可贵的。郭沫若同志提出的,对已故的战友,要“抱着望远镜去看”的观点,更为精辟动人。孟超同志甚为这一观点所感动,他引用郭沫若的这一段话,作为自己文章的观点,并赋予新意和适当进行补充,从而很自然引入本文所要议论的中心。作家提出: “世间完人毕竟不是多数”,要“从大处看人”要“对准焦点”——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评价人和事。这些观点,在2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无疑,仍然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看己,需要尽量做到全面、客观。要这样,要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能够高瞻远瞩。
孟超的杂文不仅思想深邃,语言也干净利索,毫无废话。他偶而插用一些文言,故意造成一种“文白相间”的语言,以达到幽默、生动的效果,为文章增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