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过得不错,总算长了一点儿见识,详情如下:
前些时,由我经手办了一件事——要把几篇文稿编成一个集子。这样,我就做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表(确切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约摸说说吧),八号,请作者把文稿交给我;九号,我把这些文稿交给另一单位的一位同志加以编辑;十一号,由他交到印刷厂;十八号印成。谁想到,这个时间表,跟三个方面一商量,完全打乱了,印刷厂说,如十一号交稿,十八号是印不出来的,非提到九号不可; 负编辑责任的同志说,如九号交给他,他十一号是编不出来的,非提到八号不可;作者说,他们八号是赶不出来的,非十八号不可。哦,我的头简直都搞昏了。我只好分头去谈判,最后还是上述的时间一律顺延,改为十一号写好,十二号交编辑,十五号交印刷厂,二十五号印成。
事情还算顺利。一切都按照这个改过的时间表进行了,不顺利的是;到二十五号我才把这印成的集子拿到手,的确有些迟了。这当然应当检讨——因为我下手太晚,没有给这些可敬的工作者留下更多的时间。
可是,今天我谈到这一点时,坐在我对面的那一位有经验的同志打断我的话:
“不对,问题不在这儿,你的缺点是你没有坚持你最先制定的时间表,据我了解,只要抓得紧一点,原来规定的时间内都是可以完成的。”
“我坚持不住嘛,他们谁也不同意那个时间表。”
“对,你的时间表也有问题,你如果需要十五号完成你的工作,那么,时间表应该先规定为: 一号、二号、五号、十二号。你这样规定,他们一打折扣,正好是十五号。
我明白了。我真是长了见识,而且,我 已经是成年人了,颇有一点“举一反三”的才能。我立刻就想到下面的一些 “秘诀” :
请求调干部时,如果需要的是三个,那就先请求它八个到十个。
请求拨款时,如果需要的是一千元,那就先请求它三千到五千。
要求爱人结婚,如果想在十二月,那就先要求在八月或九月。
召集会议时,如果打算在九点开,那么,通知上就先规定为八点或八点半。
想到这里,我忽地出了一身冷汗。鲁迅不是说过吗:“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比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和愿意开窗了。”
想到这里,我又忽地出了一身冷汗。鲁迅写这些话时,是在黑暗的旧中国时代。而今天,已经是伟大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时代了。那时的当权者和“正人君子”们的调和、折中,骨子里是保守主义,我们的革命家所需要的是原则,是准确而不是什么调和、折中。……
(1958年北京出版社《针锋集》)
赏析 从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中,选择一些典型事例,由此生发开去,进行分析、议论,写出一连串新的思考,这也是杂文写作的一种方法。它与那种大量引用典故的杂文,写法不同,但如果把握得好,同样能取得“异曲同工”的效果。而这一类“生活式”的杂文,往往还有一种“素朴的美”,生活气息也浓,更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在延安解放区时,谢觉哉、丁玲的杂文,有这个特点,建国后,郭小川的杂文也有这个特点。
文章从作者自己编稿交印被拖延时间这件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写起,逐层深入,波澜迭起,十分引人。文中的“我”交稿时原以为顺利,结果不顺利,从不顺利又到较顺利,记叙具体、详细,文字平实、流畅,给读者一种真切、实在的感觉。接着,再引出一位同志的“经验介绍”,定时间最好打折扣,这使作者醒悟了,算是增加了“一点见识”,于是“举一反三”,又引出了一些“秘诀”。这些秘诀都是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现象,有典型性,说明了这种“打折扣”的弊病在社会上甚为流行。文章写到这里笔锋一转,从记叙转入到对“打折扣”的揭露中去。“想到这里,我忽地出了一身冷汗”,作为一个过渡句,转得十分自然。为了避免单纯地、一般化地去说理,文章引用鲁迅一段精彩而又生动的话来点明“打折扣”的社会根源,“开窗”的故事风趣地嘲讽了国民的弱点。末段再一次反复运用了“出了一身冷汗”的句子,意在强调对“打折扣”的厌恶,并分析“打折扣”的阶级根源和危害性。末句点明题旨,简短有力,犹如“豹尾”。
将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给以引申,使其荒谬之处更为荒谬,这是本文写作的手法之一。由时间上的“折扣”,引申到调干部、请求拨款、要求结婚、召集会议上去,人们在那些数字之中,不得不会意地发笑了。
可见,抓住生活中一些典型事例,加以挥发,也是能写好杂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