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时候的。比如平常很熟悉的字,偶到用时却忽然杳无踪迹;有时,原本不想记住也不必牢记的陈年琐事,不知因了一点什么勾引,竟突然呈现眼前,历历在目。
最近在报上看到讨论麻雀的文章,便没来由的记起一段陈年小事。1952年年底,苏联电影艺术家代表团来到中国。一次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酥炸麻雀,拉迪尼娜问是何物,不知翻译是没有学过这个字还是一时忘记,回答不出。在座的还有两位早年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志,他们也都忘了这种小东西俄文叫什么,一位干脆说: “苏联没有麻雀” ,但另一位却偏偏证明他在莫斯科亲眼见过。几句话间,翻译找到了窍门,只见他嘴上吱吱喳喳,臂膀上下搧动,算是用直观教学完成了任务。
麻雀之于我,还另有一段姻缘。七、八岁时,搬梯子上房揭瓦,掏过一只小麻雀。窗上吊一只小篮子算是它的窝。后来养熟了,每当我放学回家,它便飞来头上肩膀上落着,乱叫一阵表示欢迎。这小麻雀颇有本事,曾经活捉过一头苍蝇吃,从此我便常拍苍蝇喂它。大约一年之后,它被一只恶猫吃掉了。
麻雀吃苍蝇,而麻雀与苍蝇又同登四害之榜,定为剿灭的对象,这的确有点儿复杂。麻雀吃庄稼固然不好,然而让它和蚊子,老鼠,苍蝇并列,我总觉得有些委屈。徐悲鸿画过一群冬天的麻雀,题为 “晨曲”,专门歌颂这小生物给人间的音乐。可是有那位画家歌颂过绿头苍蝇的嗡嗡叫呢?
去年,除四害的口号提出以来,麻雀的确遭受了大规模的枪诛笔伐,黄泉道上去了多少,因为没见统计数字无从说起。但笔伐记录则有案可查,全国报纸当时都刊载了麻雀的“罪行录”,不少大块文章用“科学计算”说明着一只麻雀一年要繁殖若干窝,如此,麻雀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将要夺尽人类口粮! 如果这统计真实,就真有点可怕,麻雀当然罪该万死。不过事隔一年,华东的上海、南京等地树叶被虫吃光,科学家说这和把吃树上虫子的麻雀消灭了有关。百家争鸣,真有好处。最近有人又例举了麻雀吃虫的益处,他计算着麻雀吃去稻田一条幼螟,则为人类保存粮食若干粒,一只螟虫可生若干只虫卵,如此累计,麻雀又益莫大焉。
对于麻雀,既然已经提出了有害的证据又提出了有益的证据,这一段公案便又重新开审。对于麻雀,现在不是在讨论怎么消灭和应否消灭的问题了,而是在科学地分析它的益害比重。看来麻雀很可能将由消灭对象转为控制对象。其实要消灭也确有困难,早在1931年2月,东方杂志就报道过苏联也下过捉麻雀的命令,然而廿六年以还,至今莫斯科仍然有麻雀的晨曲传唱。
从小麻雀的命运有了转机这件小事上,仿佛悟出了一点道理:
哲学上讲矛盾的统一。只说一面之词便往往不准确,在麻雀问题上正是如此。明明是麻雀既吃谷物又吃害虫,但是只承认它吃粮食从而决定消灭,结果是消灭了麻雀,未必就减少了粮食的损耗,原地踏步走,白费力气何苦?
独立思考还得大力提倡。科学必须是客观的,但是却有为了证明麻雀该消灭才作科学调查的“科学工作者”,他解剖麻雀的胃,但专门数谷粒而不计草籽和毛虫,这就给并不科学的决定加上了科学的冠冕,这或与人云亦云之风有关,或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有亲戚联系。
如果从麻雀问题能汲取些教训,因小及大,则也收益非浅。
(1957年第3期《漓江》)
赏析 这是一篇思路宽、知识广、笔法活的好杂文。作者谈的是小麻雀的事,但却寄寓着大道理。
作者就麻雀的翻译问题,信笔写来,从小时候掏麻雀谈到现在的除四害,不拘一格,海阔天空,纵意而谈,涉笔成趣。读者在娓娓而谈之中,逐步领会文章的弦外之音,很自然地接受作者所要阐明的思想和事理。
缺少辩证法,看问题片面,这是我们常犯的毛病。如何学会全面地看问题,避免片面性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不从理论上下笔,而是在当年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上去做文章。文章的第一自然段从闲聊开始,看似闲笔,实际上是闲笔不闲,它为下文的记叙和议论作了铺垫,使文章在拉家常中开始,缩短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创造了一种自然、和谐的气氛。接着,以形象的笔墨,细致地记叙了以麻雀招待外宾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和自己小时候以苍蝇喂麻雀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也有利于突出主题。然后,再逐层深入去谈除四害的问题。作者思想敏锐,敢于直言,指出当时把麻雀作为害虫来“剿除”的做法是不对的,进而提出了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坚持尊重客观规律的问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我们当时能多听听这些小故事,并且真正能听进去,就不致于酿成后来的错误了。
文章采用以小见大的写法,使读者“收益非浅”。它没有八股格式,没有陈词滥调,行文走笔挥洒自如。文中时而历史,时而现实;时而苏联,时而中国; 时而故事,时而议论; 时而谈画家的画,时而谈科学家的分析,充分说明作者的思路宽,知识广,写法活。没有丰富的知识,囿于一格,是很难写出这样充满生气的文章来的。
文章的语言幽默、老辣,很有特色。如“对于麻雀,既然已经提出了有害的证据又提出了有益的证据,这一段公案便又重新开审。”“其实要消灭也确有困难,早在1931年2月,东方杂志就报道过苏联也下过捉麻雀的命令,然而廿六年以还,至今莫斯科仍然有麻雀的晨曲传唱。”这类语言,在文章中随处都是,十分幽默而有余味。文章的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熔为一炉,使人乐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