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道理看去很平常,但说说容易,真的去做就比较困难;比方“实事求是”这句话,难道不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么?但无论作文章或办事情,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到底仍然不太容易。
不信么?例子有的是。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上面要大,就来个比大,愈大愈好。于是乎许多“千斤县”都在计划里出现了。可是粮食是要一颗一颗从地里长出来的,从“千斤亩”到“千斤县”,实际上还有不短的距离。于是乎计划不得不打折扣甚至流产。又如,据说响应除“四害”,一个县的百货公司从上海买回来成百枝猎枪。这个数目当然不算大吧,可是每枝售价九十元,一粒子弹价三角。卖给谁?就颇成疑问了。而且三角打一只麻雀,即使百发百中,也决计划不来的。所以这些枪,就静静躺在货架上,只好“待时而沽”。
上面要小,就来个比小,诀窍也是:愈小愈好。比方说勤俭办社,是好事,不但汽车、汽油、收音机暂时停止发展是好的,公差记分也以减少一点为是。但有些地方连黑板报据说也是浪费的,一并刷掉了。文化班的粉笔同样暂停供应,于是乎十分清净,也十分彻底。
这些自然都是局部的情形,不过类似的作风,却并不是很罕见的; 此风不可长,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知道,党的领导从来没有在纠正右的时候,可以尽量的 “左”; 要大的时候,要一个无限大。为什么却出现这种情形呢? 真是值得深思。
当要大的时候,如果不大,就会犯错误,只要大的可观,哪怕离开了实际的可能,却并不怎么打紧; 反之亦如是。所以,第一,邀功诿过的思想在作怪。胜利是可以冲昏头脑或刺激神经的,竟有人把自己看做是《封神榜》上三头六臂的哪咤了,“呼风得风,唤雨得雨” ,什么都不成问题; 可见,第二,狂妄自大的毛病要拔除。
这种作风往往也从理论的宝库中去寻找护身镜。比方自诩为懂得“矫枉必须过正” 便是。但是象喜欢独脚走路的人一样,要了一条腿丢了一条腿,总是走不远的。“矫枉必须过正” 以认清什么是“枉”、什么是“正” 为前提,“枉”和“正” 的界线已经完全抹掉了,还谈得上什么矫? 还有一种更玄妙的说法,似乎唯其如此才能“辩证”,“工作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可是必须问问,是事物本身的矛盾呢,还是人为的矛盾? 倘若属于后者,那么不应该忘记,象唐·吉诃德式的英雄早就“示范”过了。
1956年11月1日
(《当代杂文选粹·秦似之卷》)
赏析 古人云: “议论兼叙述者,谓之杂说”。这里的 “杂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杂文。“兼”,有种种兼法,有的是“好整以暇”式的兼,有的是明不兼暗兼,有的是“杂揉”式的兼。《比大与比小》就属于后者。
这篇杂文的骨架是议论性的,文章表达方式也主要是议论,但作者不愧是写杂文的老手,他随手拈来了许多形象化的材料,把它们妥贴地运用在了议论中间。一种是在摆现象时使用一些富有表现力的句子,如“粮食是要一颗一颗从地里长出来的”,“这些枪,就静静躺在货架上”,“一并刷掉了”,“于是乎十分清净,也十分彻底”,“从理论的宝库中去寻找护身镜”;一种是在进行判断时使用能够唤起读者生活经验的生动语词,如“难道不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么”,“计划不得不打折扣甚至流产”,“胜利是可以冲昏头脑或刺激神经的”;一种是作比喻,如“象喜欢独脚走路的人一样,要了一条腿,丢了一条腿,总是走不远的”;还有一种是使用典故来作类比,如“《封神榜》上三头六臂的哪咤”、“唐·吉诃德式的英雄”等。说作者妥贴地把这些形象化材料运用到了议论当中,就是说他并没有特意辟出一些段落来写形象,没有象某些杂文那样把“哪咤”、“唐·吉诃德”一类的故事展开来介绍一番、描述一番,同时也没有在发议论的时候忘记了感性形象的掺入,也就是说,“叙述”已经成了“议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叙述”本身也就是“议论”。读这样的杂文,你不会感到枯燥,也不会有“油是油,水是水”或者开头光彩照人、结尾干瘪乏味的遗憾。
这里有两样功夫:一样叫作“拈”——随手拈来形象,缺乏积累拈不来,缺乏感受力也拈不来;一样叫作“揉”——形象与说理相揉,不会拈的无从揉,会拈而不会控制笔墨的揉不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