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住了一月,这是紧张的夏天。六月,大自然界虽然大体上平静,六月下旬曾经到过福建的飓风,只有它的边缘震荡过南京的上空,没有给南京人留下翻天覆地的迹印。可是,从政治的南京来说,几股大歪风却从南京吹到四方。
到南京第一个印象是当局的“骄风”。“唯我独尊”、“盛气凌人”等等“气概”,使过惯了解放区平等自由民主生活的人,感到很不舒服,感到屈辱。因为我们是以平等待人的,国民党的代表到我们解放区,我们是以上宾之礼相待的。给他们以物资上的优厚待遇,人情上以必要的照顾,工作上以应有的便利。然而,我们的代表团在南京住的房子,不如国民党七十四军一个营部,交通工具只给了一部吉普车,民主同盟的办事处房子更少。谈判也不很好用协商的办法,动辄单独下命令,不是互尊互让,而是要我们“最后觉悟”。不允许人家出报纸杂志,封了人家嘴巴,还说人家“造谣”。迷信美国武器,动辄就要“戡乱”。
第二股大歪风是“奴风”。把美国人奉为太上皇,美国顾问薪水比百把个中国公务员还高。见了中国人也以说英语为荣,内河航行权自己奉赠,海关又交给洋人管理,美军无条约根据驻在中国领海、领空,让他们任意横行。更出人意外的是,对于中国内政问题要把“最后决定权”交给美国人。这不仅出之于口,而竟正式出之外交文件。中共和各界人士都不同意时,竟再三用备忘录来催促,要中共赶快承认。这断送主权的办法最后遭到大家反对后,国民党的报纸上竟拿“马帅”来吓人,说马帅都已同意的事,中共竟敢反对,好像“大逆不道”。
第三是“打风”。“六·二三”下关惨案就是代表。上海有一家报纸说“打风还都” ,真是一针见血。打手们越来越有进步,几百个人可以围殴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与妇女,连打至四次之多,自由打人可达五小时之久,可见“勇气” 与 “组织”均很可观。手法上也高明多了,打手们可以自称 “苏北难民” ,打了也可以不负责。打人的调查研究也有进步,打大公报高集先生的人说:“我晓得你是大公报记者,你在重庆的言论就是吊儿郎当”,意思是早就该打。而打新民报浦熙修先生的打手说: “你民国二十六年进新民报时,我就认得你浦小姐了。” 可见他十年前已经在下关作难民,苏北未建立民主政权时,他已经预作“难民” 以便打人了。六月二十五日,上海人民代表在南京的招待记者会上,打手们也布置得很好,总算葛延芳老先生等修养好,没有打起来。“难民们” 本来还决定在六月二十六日大游行,声言还要打几家报馆和中共与民盟的机关,后来各方坚决反对,他们在“发狠” 的引诱下,也只集合了百把人,才算决定延期游行。
南京的歪风正吹得起劲,从华盛顿那边也正吹来了不正常的气流,它更加重了南京的歪风。这些歪风不制止,中国要遭大殃; 纠正这些歪风,主要只有依靠解放区。因此,保卫和建设解放区,成为目前全国最首要的工作。(七月二日自南京发)
(1946年7月11日《新华日报》)
赏析 在许多人眼里,杂文的品格向来都是融尖锐、泼辣、犀利、幽默为一体的。长江的这篇杂文却好像跟杂文那些特点断了遗传基因似的,它侃侃而谈,不紧不慢,不烈不刃,显示出了杂文的另一种体态。
这恐怕与他当时的特殊身份和工作环境有关联。他写这篇杂文时,正值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激烈而又微妙的阶段。作为中共南京代表团新闻发言人,他的一言一行,在他人看来,不仅牵连着我党的声誉和修养,而且还反映着我党的动态和斗争技巧。这些外在因素理所当然地烙印在这篇杂文的内在品格上:摆事实,讲道理,既坚持原则,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加强了宣传效果的力度;语调平缓,对比鲜明,分寸得体,既揭露了敌人的狰狞面目,又不失君子风度;运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群众。倘若不是这种写法,而是措辞强硬,气势逼人,大吵大嚷,恐怕反倒容易授人以柄,于我党形象不利,于斗争不利。
杂文从来就是有感而发的。但是“感”的程度和水平有深浅之别,高低之分。作者抓住大量生动事例,经过综合分析研究,逐渐提炼,先理出骄风、奴风和打风,再从这三风中抽象出“歪风”,以风做眼,以风喻事,不但巧妙而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媚外、凶残、横蛮的反动本质和丑恶行径,而且也赞扬了解放区的自由、平等、进步的精神面貌,从而鼓舞了人民群众推翻旧制度和黑暗势力的斗志。
本文的开头很有味道,先从自然界的风说起,然后顺势转入到人世间的歪风,严正指出,世上的歪风都是从南京吹出来的。文章的末尾遥相照应,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歪风的实质和原因,进而指出,歪风的风源在华盛顿。作者疾呼:这些歪风不制止,中国要遭大殃!诚如宋玉在《风赋》中所言: “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