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会做官的人,到上司那里去的时候,常常是准备好了上、中、下三种书面的策的。
忘记了是商鞅还是范雎说秦王,曾先说尧舜之道,再说汤武之道,两者都说不进去,才改说桓文之道。如今的老爷们可不这么麻烦,先窥探一下上司的口气,完全不谈那隔得较远的两策,只献出和上司意见相近的一策,使上司以为你只有一策,这一策又和自己的如此地“英雄所见”,而大加激赏。西装、中山装都口袋多,很便于策士; 记好: 上策放在左边上面口袋里,中策放在右边下面口袋里,下策常常是被采纳的,尤其要记清楚,里面左边的口袋! 这样才不会临时手忙脚乱,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西装、中山装的样式,都是来路货,莫非外国的老爷们也这样办; 发明这种衣服式样的莫非就是策士自己?
有策而又献得上,当然是一些优秀而又幸运的人物。但官场中,大多数却是根本无策或有而献不上去的。平凡的老爷们用什么在官场里混,而且混得很不错,不幸的老爷们又怎样变得幸运了的呢?庄子曰: “盗亦有道。”准此以推,当然官亦有法。孔子曰: “事君尽礼,民以为谄也! ”说穿了简单得很,就是那个“谄”字,今语谓之拍马屁!有策的人用三策拍马屁,无策的人就少不了设法打洞,用别种方法拍马屁。
拍马屁决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空口说白话地喊几声“万岁”或“伟大的主上”就算得了数的;除了聪明才智会窥探“上头”的意向,还非要有具体表现不可;而那表现有时简直非常血腥,和你的骨肉相连,肢体相连,人性人格相连。不能牺牲这些,就不算真正拍了马屁,也就未必能真正得到“知遇”!历史上有会拍马屁的人,都是些毅然决然的大勇者: 易牙蒸儿子给主子吃,乐羊子自己吃儿子的肉羹,吴起杀妻,吕不韦用妻妾施美人计,竖刁阉割自己,弥子瑕、董贤化男为女,以妾妇之道事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一位苟观察,听说制台大人的宠妾去世了,他却正有一个绝色寡媳,两老夫妇就跪在地下劝她改嫁给制台作如夫人;寡媳不肯,乃暗中让她吃进一些春药,使她心痒难搔,不得不答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些英雄豪杰,岂不知父子之恩,夫妇之爱,人性人格之可尊又可贵?无奈要顾全这些,就没有人给官做,纵有也做不久,做不大;在官言官,也就不得不如此了!
有一种书,叫做《人怎样变成巨人?》着者是苏联人,说的是苏联事,至于咱们贵国,如果你曾耳闻目睹过一些官场现形记,就该明白:人怎样变成非人!我的意思是说,人,只要想做官,在官场里混,还要想尽方法混得不错,那就很容易变成非人的,象上引的易牙乃至苟观察们一样。不过这种现象,大概立刻要结束了。
(1946.11.2重庆)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绀弩散文》)
赏析 30年代,鲁迅曾写下《登龙术拾遗》、《 “商定”文豪》等名文,揭露了一些文坛小丑的蝇营狗苟。聂绀弩承绪鲁迅遗风,写了《论拍马》,揭露了40年代官场的腐败。
逢迎拍马,以求荣身进阶,向为人所不齿。本文的特立卓异之处在于: 作者不特罗列了拍马术种种,揭露了拍马者的无耻与残忍,而且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预见到它的必然没落。
拍马有术乎?文曰有。上者献策,下者“打洞”。文章着意显示的是这“献策”的新趋向。现代拍马者们已完全没有古人的那种迂阔和繁琐,不再费力地去备三策,以供主子定夺,而是探准上司口气,径直顺竿爬,不惟省去许多口舌,而且常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手段的进步,不正透露出社会和人性的更加堕落吗?
文章的真正精彩处是依据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对拍马者的“智”、“勇”所作的无情讽刺和鞭笞。拍马者之所谓 “智”,就是时时窥测“上头”的意向,看风使舵,肯于牺牲自己的独立意志和见解。所谓“勇”,是以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为代价的,其实就是无耻和残忍的代称。君不见吴起为了取信鲁人,杀妻明志; 乐羊为了邀功,置亲子于不顾; 竖刁为了取悦齐桓公,自阉其身; 董贤为了媚悦汉哀帝,食桃而甘,以其半啗君,令人肉麻; 吕不韦为了窃取政权,把怀孕的美姬送给秦王,等等。总之为了谋官求禄,是什么无耻勾当、残忍行为都干得出来的。如文章所说,拍马是很有些血腥气的,其要害是“人性”的失落。
文章的意义还在于作者能正确推断社会的进程,对“拍马”这一社会现象作出历史的估价。作者写作本文的时候,光明的中国与黑暗的中国正在作殊死搏斗,孰胜孰负,一时难见分晓。然而作者却能穿透历史的迷雾,清醒乐观地估计旧时代、旧官僚体制被埋葬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因而作者满怀信心地写道,拍马“这种现象,大概立刻要结束了”。对作者的这种远见卓识,我们是不能不表示由衷敬佩的。但钦佩之余,又不免有几丝遗憾。因为作者所深恶痛绝的“拍马”,似乎并未完全成为历史。它的幽灵仍时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然而这又是作者的文章并未死去,也不应该死去的证据。杂文是与痈疽同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