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汉士风
从前讲中国历史的人,往往称赞东汉风俗醇美,而归功于光武帝之表彰气节。其实光武帝的用意不外两点:一是崇奖不事二姓者;一是优容山林隐逸,借以作新朝的点缀。而士大夫也借此鸣清高,博声誉。流风余韵,直到东汉末年,便出现了一些伪君子,平时互相标榜,以增高一己声誉,对于天下事,则摇首蹙额,表示无可为。这样,本身可不参加政事斗争,以达其明哲保身之目的,而当时人及后人又复啧啧称羡,以为他们尚气节,有先见。例如郭林宗,史称其“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又说: “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这样一个工于趋避的人,而徐孺子还要说:“为我谢郭林宗,大厦将倾,非一木所维,何为栖栖不皇宁处。” 可怜这一类士大夫,连“栋折榱崩,侨将压焉” 的肤浅道理都没有参透,而也浪得大名,被称为气节之士! 无怪几千年来,一般士大夫在承平时候,冒没奔竞,一到国家民族濒于危殆之际,便违避责任,而犹高自标榜,以为遗世绝俗。我们现在提高民族气节,必先一反过去明哲保身、工趋避、善标榜的处世态度。我们所想望的气节之士,是为国家民族、为真理而奋斗不屈的,决不需要象郭林宗徐孺子一流的人物。
二 明末士风
明末东林复社,相继兴起,党祸之烈,不亚于 东 汉末年,然而时代究竟和东汉不同了。有明一代,北蒙南倭,侵扰不休,满洲继起,势尤不可当,士大夫怵于夷狄猾夏之祸,所以当时政治斗争的对象,不仅仅是宦官与权奸,多少带点民族主义的色彩。等到清军入关,除了汉奸以外,大家只向一个目标去奋斗牺牲。我们看明朝末年的士大夫,有没有一味明哲保身,不为危言核论的郭林宗? 有没有以为大厦将倾,非一木所维,劝人家不必栖栖皇皇的徐孺子? 没有,可以说绝对没有。何以故? 东汉之末,问题不过是一姓一家的兴亡,而明朝末年,却是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不为危言核论,不栖栖皇皇,那只好等待着披发左祍,长为异族奴隶以没世了。所以明末清初数十年间,士大夫为图谋光复,前仆后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身死族灭而不悔者,不可胜数。后来清朝统治渐稳固,而如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王夫之、傅山、李颙、孙奇逢等,都对新朝屼然不屈。正气所播,一直到全祖望,还是缅怀国耻,以宁饿死无失节 自励。辛亥革命前,章炳麟辈所借以鼓励同志者,也无非鼓先烈之芳风,增同仇之敌忾而已。因此,就所谓气节而论,明末士大夫之尚气节,实远过于东汉;而就民族优良传统来说,那么,这一点是最可宝贵的了。
(1985年三联书店版《宋云彬杂文集》)
赏析 作者原是研究历史和训诂学的,他的杂文也便往往多从历史出发,希图从历史的教训中引出于现实有所裨益的东西来。但历史不是一堆故纸,历史的真髓是隐藏在现象的背后的,须得作家自己放出眼光来拿,这便得有史胆和史识。《读史杂感》便是一篇有胆有识之作。作者毫不理会口不臧否人物的古训,放言无忌,纵论古人之是非,且不为旧说所囿,真正论从己出。
所谓气节,历来为文人士大夫所看重,这并非坏事。然而古人之所谓气节,涵义其实是很不同的,不可一概而论。作者以为真正的“气节之士,是为国家民族,为真理而奋斗不屈的”人物。本此,文章比较了“东汉士风”和“明末士风”之不同。
旧来史家往往称赞东汉风俗醇美,并归之于光武帝的表彰气节,而本文颇不以为然。作者以为光武帝之“崇奖不事二姓者”,“优容山林隐逸”,都不是为民族国家设想,而是要维护一己之私利。而流风所播,便有东汉末年伪君子之蜂起。他们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趋利避害,明哲保身,自鸣清高,竞邀虚名。这种风气实不足为训。徐孺子对郭林宗一流人消极有害的处世态度,不仅不予辩驳,反而给予鼓吹,大加赞赏,则是错上加错了。那种风气不仅有害当时,而且遗害后世不浅。因此,作者大声疾呼: “我们现在提高民族气节,必先一反过去明哲保身、工趋避、善标榜的处世态度。”
同对东汉士风的贬斥相对照,作者充分肯定了明末东林、复社党人及有清一代从顾炎武、王夫之到全祖望、章炳麟等志士仁人,为拯救民族危亡,图谋光复所作的不懈努力。他们那种同仇敌忾,不计成败利钝,“前仆后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身死族灭而不悔”的慷慨牺牲精神,全然没有汉末士大夫的消极隐逸气味。他们那种积极入世的态度,那种为民族而献身的精神,才是士大夫所应有的真正气节。因此,作者断言,“就所谓气节而论,明末士大夫之尚气节,实远过于东汉。”
作者之所褒贬并非无的放矢,而是立足现实,有所感而发的,是针对着当时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对抗战的暖昧态度和逃避现实的倾向而立论的。作者对“夷狄猾夏”的教训十分痛心,但又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文章所以要“严夷夏之辨”,主要是对一些敌我不分、态度暖昧的士大夫的反驳,借以警策人心,毋使悲剧重演。
文章采用的是对比论证的方法,两种士风,孰优孰劣,是非褒贬,了了分明; 慷慨任性,侃侃而谈,没有曲语,没有反讽,警策精辟,令人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