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冯焕章先生在庐山发表谈话,慨叹中国人模仿西洋人,只是模仿表面,而不模仿实际。他举请客来做例子。他说,有一次,一个西洋人请他吃饭,只有三个菜。主人对他说,如果要添菜,那就请你自己添吧。这是多 么干脆、爽快。我们中国人就不同。每逢请客,总是什么山珍海味,几大几小,愈浪费愈好。而且,吃起来一定要花费好几个钟头。时间经济都很不合算。
这虽是极其平凡的一件小事,确也表现了中国社会的特色。
中国素来是一个以善吃闻名的国家。一切道德文明,好象都是以吃来做标帜。人们的友谊,既充分表现在吃上面,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就首先靠请客吃饭来维持。要联络感情吧,请客; 要调解不和吧,又是请客。不看别的,一部所谓正史的 “春秋”——《左传》最多的记载,就是诸侯士大夫间的燕会。
这是封建宗法社会的特征之一。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是比较注重物质生活,他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也是以是否实用为标准。宗法社会的人们的生活,却往往只重感情,天大的仇恨,有时候都可以杯酒联欢,一笑而散。这就是所谓仁义道德。讲仁义道德,本来不算坏,但如果大家在讲实用,只有你还是讲道德仁义,“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其吃亏当不在小。香槟不足以抗敌,早经成为共见共闻的事实了。
旧的根性未除,表面上无论怎样洋化,请客之风,依然存在; 不仅存在,而且一天一天增长起来。
现在,就连各地的选举运动也在请客的方式下进行了。为了证实这情形,我不妨把某报纸上记载的一段消息照实抄在下面:
“这几天尽管热到气温九十八度四以上,选举运动的紧张程度,是一天一天地增加。苏州有两位先生在竞选;甲在前一星期日请吃饭,请帖早在三四天前已经发出。乙知道了,便也在那天请吃饭,并且提前两小时,还恐怕被请者不来,恰巧那天有个什么会议,出席的都是有声望有势力的人物,乙便派人在会议场所等候着,等他们散会出来,一个个邀去吃饭,十停只漏一二停。虽然有何成法尚不可知,可是乙的请吃饭的方法,无论如何是有相当的技巧的。”
“国选”是多么郑重的事。在别的国家,竞选者是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去争取选民的选票的,虽然这类政治主张,大都是骗人的空头支票。然而我们贵国却还是靠请客,连表面也没有学到。这岂但是时间经济不合算,简直整个民族国家的前途以及数万万人民大众的生命都被他们玩弄了。
(1936年9月5日《新认识》第1期)
赏析 杂文的写法历来无一定之规。就从一件小事说开去这种写法而言,不同的作者用这同一方法写出的文章也不尽相同。《谈谈请客之类》这篇杂文,就是从“极其平凡的一件小事”——冯焕章先生对于请客吃饭的感慨入手的。但文章围绕“请客”二字,纵意而谈,并不局限于谈某一点。它由现实到历史,由历史到现实,有对一般现象的叙述,也有对个别事件的记录和评说。这就形成了这篇文章自由活泼的独特风格。
写法的自由并不等于思想的散漫。实际上,这篇文章紧扣“请客”二字,矛头指向三个方面。一是如冯焕章先生说的“中国人模仿西洋人,只是模仿表面,而不模仿实际”;二是重关系与人情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征”;三是连“国选”也靠请客吃饭。第二方面是根源,第一、三方面是那种“特征”的派生物。所以它的主题是集中的。但这三个方面又都有着相对独立的重要意义。就“模仿西洋人”而言,我们在向西方学习中,的确有时只学些皮毛,而不切实际。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学来了,他们的讲经济效益、讲时间效率却学不来。这种现象恐怕不光是那时有吧!这大约是中国的一个通病。就人情关系而言,文章所论也的确令人信服。人情大于王法,人情关系重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情关系高于真理。这的确触及到了中国的一个痼疾。直到今天,我们还被这种“封建宗法社会的特征”困扰得头痛,足可以想到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当时的情况了。至于“国选”也靠请客吃饭这一层,就更有力地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文章所写并不夸张。反映这种腐败现象的作品也并非只这一篇。宋之的的独幕剧《群猴》,就是描写选举“国大代表”这幕闹剧的。国民党政府的“国选”,确实是拿“民族国家的前途”和“人民大众的生命”在开玩笑。这是“国府”的喜剧,然而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文章有了这一层,便增强了它的现实性和政治的尖锐性。
一篇千字的短文,包含着这样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就使人感到很有份量。当然,冯焕章先生的感慨,以“请客”做例子,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请客吃饭并不是从西洋学来的,而是我们的“国粹”。所以“请客”这个例子本身,虽显示着中西的不同,却谈不上“模仿”的问题。不过,这并不影响这篇文章的意义。因为文章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而且作者也指明了“请客”是古已有之的“国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