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因为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这比喻非常确切,所以我要这样说。
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象没有了。不过这匪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何以言之?因为普通所谓“匪”,是当局明令通缉的,或地方合力严防的,直称为“匪”。而我的牙齿则不然: 它们虽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缉它们,严防它们,反而袒护它们。我天天洗刷它们;我留心保养它们;吃食物的时候我让它们先尝;说话的时候我委屈地迁就它们;我决心不敢冒犯它们。我如此爱护它们,所以我口中这群匪,不是普通所谓“匪”。
怎见得象官匪,即贪官污吏呢?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物一样。它们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它们是我吸取营养的第一道关口。它们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营养我全身。它们站在我的言论机关的要路上,帮助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护卫。讵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戕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 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 因此,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在这班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经隐忍了近十年了!不但隐忍,还要不断地买黑人牙膏、消治龙牙膏来孝敬它们呢!
我以前反对拔牙,一则怕痛,二则我认为此事违背天命,不近人情。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有文王之至德,宁可让商纣方命虐民,而不肯加以诛戮。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医师的一次劝告,文王忽然变了武王,毅然决然地兴兵伐纣,代天行道了。而且这一次革命,顺利进行,迅速成功。武王伐纣要“血流飘杵” ,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见血光,不觉苦痛,比武王高明得多呢。
饮水思源,我得感谢许钦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来看我,他满口金牙,欣然地对我说: “我认识一位牙医生,就是易昭雪。我劝你也去请教一下。” 那时我还有文王之德,不忍诛暴。便反问他: “装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夫妻从此不讨相骂了。”我不胜赞叹。并非羡慕夫妻不相骂,却是佩服许先生说话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伟大,后来有一天,我居然自动地走进易医师的诊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经过他的检查和忠告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我就下决心,马上任命易医师为口中剿匪总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进攻。攻了11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全部贪官,从此肃清。我方不伤一兵一卒,全无苦痛,顺利成功。于是我再托易医师另行物色一批人才来。要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我口中的国土,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1947年冬于杭州
(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缘缘堂随笔》)
赏析 这篇杂文的内容同其题目一样,新颖别致,想象奇特,涉笔成趣。
作者首先对这一奇特的题目进行解释: “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接着写剿匪之原因:为使“天下太平,安居乐业”。再写欲剿之匪即贪官污吏与普通匪的不同,并历数贪官污吏的罪责,以及“我”的剿匪态度的转变。结尾以剿匪之意义与开头剿匪之原因相呼应,使文章在诙谐幽默、嬉笑怒骂中结束。文章层层写来,结构井然,思路清晰。
我们不能不钦佩于作者强烈、正义的民主精神及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彻底的战斗性。因为本文的锋芒是那样的尖锐泼辣,所谓“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的口中“群匪”,显然就是指旧中国的贪官污吏;平时“袒护”他们,“保养”他们,“护卫”他们的分明就是国民党当局;那“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且“茹苦含辛”、一再“隐忍”的正是广大劳动人民。文章表面讲坏牙之害,实则历数官匪之罪和现实之黑暗。作者在影射了现实社会之后,还为我们指出了改变现状的出路:对于无道的官匪,“隐忍”与“孝敬”是决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兴兵伐纣”,来一次彻底的“剿匪”。应当说,在当时作者敢于如此鲜明地将矛头指向旧中国的统治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写法上,本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炉,手法灵活,变化多端。叙述细致、风趣,议论精辟、透彻,而率直、激愤之情更是充盈于笔端,使文章既显得气势不凡、痛快淋漓,又含蓄幽默,妙趣横生,从而产生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