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这两句话是形容古人的涵养功深,横逆之来,能力持镇静。其实也未免形容得过分一些,人终究是人,怎能一无畏惧? 不过生理的构造悬殊,胆量的大小各异,各人所怕因此就有不同罢了。
就我所知,有的人怕虫,有的人怕鬼,有的人怕呵痒,有的人怕老婆,有的人怕儿子,做官的怕上司,小百姓怕丘八大爷,囚犯怕牢头,洋车夫怕巡捕。中国官场中,听差怕老爷,老爷怕姨太太,姨太太怕听差,这是一种循环怕。老百姓怕官,官怕外国人,外国人又怕老百姓,这又是一种循环怕。可见人是各有其所怕的。
若要问记者怕些什么,我敢说平生有三怕: 怕狗,怕匪,怕××小鬼。不过近年见了世面多,我这怕的观念也随着世局而改变了。
我小的时候最怕狗。因为狗这东西,像××的军阀一样,不讲情面,不通理性,狂犬乱咬,一味蛮干。所以每赴邻舍,必携钩持棒,戒备森严。且据经验所得,狗来勿慌,狗叫勿动,若一直冲上前去,它必不战而退。若是你对它稍存客气,它就占了你的东三省,还要吞并你的热河了。
其次是怕匪。我是生在一个奉吉交界的农村。清末民初,东北受了日俄战事的影响,乡间盗匪如毛;杀人越货的事,日有所闻。于是我丢下怕狗的心理,转而怕匪,认为匪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其后看过一部水浒传,才知道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都是逼上梁山的,匪就是不良政治的副产物,人未有生而为匪的。九一八亡省后,义军蜂起,到处与敌为难,民族精神全仗这般绿林英雄来表现,可见匪并不是最可怕的。
到了民国四年,我在中学卒业的时候,××小鬼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乘机提出廿一条要求。那时自恨手无十万雄兵,扫荡群虏,眼看着廿一条锁练,就锁在东方一个病夫的头上。于是我便丢下怕狗怕匪的心理,怕起××小鬼来了。因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民国六年,负笈东渡,研究岛国政情,并考察实业。民国十二年归国,一方本所学贡献社会,一方唤醒国人,一致抗争。还记得民国十五年,为日方要求在东北各县增设领馆问题,曾鼓起十万民众,作游行排货运动。当时奉天冈村领事,来约面谈,始则诱以种种权利,不为动摇。继谓: “君非××留学生乎?君不见贵国大官,皆出身于敝国乎?君知其富贵之来源乎?”当时我就气极。痛斥冈村领事说: “阁下身任领事,代表国家,出此无理言论,殊深骇异。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冈村赧颜逊谢而去。当时经过情形,载在东北各报。×方设领之事便因此搁置。我在那时方明白,只要中国人争气,××小鬼也是不足怕的。
但到了九一八事变起,国土沦陷,河山变色。返顾国人,仍是纸醉金迷,争权攘利。闽战方了,宁夏师兴,有人再问今后记者还怕什么?我的答复是: “天不怕,地不怕,最可怕的就是中国人穷打架。”
(1936年生活书店版《狱中杂记》)
赏析 这篇杂文的思想基调是反帝爱国,而矛头的主要指向,是反对内战,希望全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爱国精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讽刺反动统治者的腐败。这些都可以说是重大问题。但作品是怎样表现这些重大内容的呢?是从小事入手。作者既没有从“九一八”事变写起,也没有从福建事变起笔,而是从“怕”、“我怕”这小事入手。人人都有所怕,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但经作者一议论,就把中国官场的腐败议论出来了,把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精神也议论出来了。文章中所讲的两种“循环怕”,真是神来之笔。作者讲自己有三怕“怕狗,怕匪,怕××小鬼。”作为个人的“怕”的历史,也是小事。但作者在叙述自己三怕的过程中,将上述的思想内容都自然而然地灌输了进去,使文章显示出以小见大、于平常中见深刻的特点。尤其是文章结尾处又提出了第四个怕: “天不怕,地不怕,最可怕的就是中国人穷打架。”犹如异峰突起,破了文题,点出了全文旨意,道出了广大群众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心声,堪称点睛之笔。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寓庄于谐。文章的内容如上所说,都是十分严肃的,但文字的表面又十分幽默诙谐,几乎每一段文字都可以使人破颜一笑。这种诙谐的特色,首先是它的语言决定的。文章的语言象流水一样流畅,如第二段,一连写了15种“怕”,简直就是相声的语言。象“到了民国四年”一段,不仅用了一连串趣味盎然的短句子,而且那段对话又摹拟当时的公文体,半文半白,也显得十分幽默。但文章的诙谐也来自于作者的新奇的联想。如我们平常说“××军阀象条疯狗”,这是正常的比喻。但作者却反了过来,说“狗这东西,象××的军阀一样”。这一翻新,风趣陡增。讲对付狗的经验,说“若是你对它稍存客气,它就占了你的东三省,还要吞并你的热河了。”读到这里,读者自然会觉得很风趣。象这样的话,当然不单是语言问题,没有大胆而新奇的联想,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说句诙谐话是容易的,但要谐中有庄,没有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就不容易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