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两条“老八股”——
《晋书·刘聪传》: 聪封怀帝为会稽郡公。聪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 “此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天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 ”
《旧五代史·汉书高帝纪》: 帝遣牙将王竣奉表于契丹。契丹主赐诏褒美,呼帝为 “儿”。
《金史·太宗本记》: 天会四年,宋使李税来谢罪,且请修好,许之,约质,割三镇地,增岁币,戴书称伯侄。宋以康王构、少宰张邦昌为质。辛已,宋上誓书,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
古人毕竟比较质朴。怀帝说话,就不见得高明! 而胡人充充老子,也感到一种满足。现在,“俱分进化”,帝国主义者不待说了,皇帝措词也比较漂亮了,异口同声地说,中日亲善,大亚细亚主义云。
中日亲善自然是交关好的。所可惜者,日本人的枪炮是太不可亲善了,但这也不要紧,这是亲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事,是应该暂时“镇静” “忍痛”,不怕“吃苦”的。
谁个不“苦”呢?小民固然苦,政府也确不安闲,一面要“安内”,一面又要“攘外”;一面要“交涉”,一面要“抵抗”:不是天才,也实在难乎应付这非常之局。
但混蛋的是“内”不是外,所以非“攘内安外”不可,而且也只能如此。所以非大举攘内,大攘、特攘、痛攘不可。国难至此者,完全是家奴混蛋之故。
所以,日本人天天来打,我们无抵抗,这是“安外”之义;我们天天向内打,这是“攘内”之义。这是救国之正谊,不足希奇的。
攘内就是救国,救国就要攘内。好在现在已经有两大办法:航空救国,古物救国。我们的飞机“攘外”不足,“攘内”有余。至于古物,自然也可间接救国,撒豆成兵,古物打使,祖宗藏镪于古物,可见天不亡大汉也。何况,现在又已有七八个总司令呢?
“安外”也是有办法的。前天北平政委会成立,大多是“安外”的专家,经验丰富。委员长更慷慨陈词,说“决不负国”。其实此地无银,是无须招贴的。
但是,真正亲善总还要候“战略”和“新阵地”的变更。自然,也不是很远的事。这也不要紧,既地大物博,半壁江山,也很不差。
在朝者,是胸有成竹;在野的呢,也是胸有成竹,例如,“电影救国”。自从《大饭店》来沪后,三字经很流行,譬如,《天鹅肉》,《恐怖窟》,《张瑞亭》,《宛转歌》,《七英雄》,《四壮士》,《女镖师》,《她的心》,《洗冤记》;万一日本人来打,《玉腿酥胸》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然而,“亲善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33年6月1日《现代》第3卷第2期)
赏析 在日本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言抗日有罪。许多爱国人士和青年,因谈论抗日而被捕被杀。但人们肚子里有话总是要说出来的,于是有些人便反话正说,用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中日亲善”颂》便是这样的一篇杂文。“中日亲善”是日本侵略者提出而为国人中一些“大人物”所赞同的一个口号。不让谈抗日,来“歌颂” “中日亲善”总可以吧?这个题目的本身就是对当局者的讽刺和抗议。
文章的开头,作者从容不迫地讲了三段“老八股”,说的都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甘当“儿皇帝”的丑事。那三件史实和当时喊叫“中日亲善”的人形成类比,含蓄地说明,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叫喊“中日亲善”者,都是象晋怀帝、后晋石敬瑭、南宋赵构一样甘当 “儿皇帝”的人,他们也将遗臭万年!
接着,作者用 “肯定”和“歌颂”的笔调,揭示了当局者和日本侵略者“亲善”的事实: 在日本侵略军的并不亲善的“枪炮”轰击下,要“镇静”、“忍痛” 、“不怕‘吃苦’”,这是 “亲善”; 为 “安外”,“非大举攘内,大攘、特攘、痛攘不可,”这是“亲善”;“北平政委会成立”更是“亲善”的表示; 大片丢失国土是“真正亲善”,等等。在作者的“歌颂”的语言里饱和着满腔义愤。那一连串的反语,包含了揭露和讽刺两种力量,它象排炮一样向对日妥协投降者的头上轰去,使对手原形毕露,使读者拍手称快。
文章的最后更是出奇制胜。作者套用孙中山先生的两句话,只将原话中的“革命”二字改成“亲善”二字,既暗示出一些党国要人是对国民革命的背叛,又暗示,他们仍在“努力”和日本侵略者“亲善”。这对爱国群众足以起警世之效,对“攘内安外”者的打击,可谓力重千钧! 全文以“中日亲善”为总纲,以“攘内安外”为重点,用大量的反语揭露了当局者对日妥协投降、对内镇压群众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确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