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一种无药医治的疾病,可以称为“过多症” ,例如“财产过多” ,“食物过多”,“女人过多” ,“家具过多” ,“麻将过多”都是。
过多的财产是从剥削贫苦人而来的,或是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正当的商人在今日实在很少。他们只知道守护私有财产。他们的脑里,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没有丝毫的存在。在他们,安乐窠是租界,唯一的保镖者是 “洋大人”。
这几个月来大家闹着“航空救国”,东也在捐款,西也在捐款,但是捐款的目标,倒是些并没有多少财产的人,上海有无数的 “财产过多者” ,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肯把收入的房租捐助若干。
因为 “财产过多” 的原故,“子孙过多” ,“食物过多” ,“女人过多” ,“麻将过多” 等等疾病也同时并发了。
亚拉伯人中何以产生多数的宗教徒,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简单的原故。生活简单才能勇往直前,无所留恋; 生活复杂就不免左顾右盼,踌躇不决。从前的军阀有了祖传的数千万的遗产,再加上剥削民众的脂膏,便只晓得替自己买田造屋; 在内战发生时,他要鼓励小卒进攻,就说,城打破了我们就有大洋钱和大姑娘,于是部卒用命,居然胜利。到了兵卒们把洋钱拿到口袋里,大姑娘也玩过了,鸦片也抽足了,即是军阀再催促他们上阵,他们也只得把身上几颗子弹,无目的地乱放一阵,子弹完了,理应退到后方休养。
中国对外没有把握,就是受了“过多症”之害。大将过多,兵卒过多,财产过多,女人过多,既然“过多”,所以北方的土地整块送掉也不要紧,因为还有江、浙两省或是广东、广西。到了江浙、两广真也没有的时候,走近处则有香港,喜欢走远则意大利、法兰西。无论到什么地方,享用依然无穷。所以大家在这大混乱中,不妨使“过多”的东西再“过多”一些,以便在做亡国奴的时候享用。愿意把自己的“过多”减少的是痴子,捐款不免要减少过多的财产,站在对外战争的前线不免减少过多的军队,大家左顾右盼,等候日本三岛陆沉下去,始为聪明的方法。
(1934年10月20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半日游程》)
赏析 这篇杂文紧扣题目展开论说。所谓“中国人”即指那些“过多的财产是从剥削贫苦人而来的,或是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只知道守护私有财产”,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宁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也要拚命保住自己过多的财产、过多的食物、过多的女人、过多的家具和过多的麻将,“以便在做亡国奴的时候享用”。这就深刻暴露出他们卖国求荣、苟且偷安的反动本质。
文章为了揭露上述“中国人”的可耻罪行,在写法上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并且采用多层次多侧面进行对比的艺术手法。文章首先指出在“航空救国”捐款运动中,真正肯于解囊的是那些出于爱国热情的广大民众,而那些“财产过多者”却象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其次是用生活的贫富、军阀在平时和战时的不同表现,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形象地说明无产者与有产者在民族危亡时的不同态度和举动。有产者的“踌躇不决”,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过多的财产”。同样,中国的封建军阀,在平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到内战发生时,又鼓动欺骗别人为之卖命,目的仍然是保护和扩充自己“过多的财产”。再次是通过对内、对外的比照,把矛头直指反动当局,揭露他们卖国求荣的罪行。他们对列强的“领土要求”,表现得相当慷慨大方,不惜把大片国土双手奉献“洋大人”;而对自己的私产,却“不妨使‘过多’的东西再‘过多’一些,以便在做亡国奴的时候享用”。
文章为了抨击所谓中国人的“过多症”,在短小的篇幅中,竟让“财产过多,食物过多,女人过多,家具过多,麻将过多”等大同小异的词组,在行文中三次出现,造成诗一般的复沓形式,以强调和突出这种“过多”,确已酿成无可疗救的痼疾。整篇文章充满讽刺揶揄的意味,这与巧用反语大有关系,如说“大家左顾右盼、等候日本三岛陆沉下去,始为聪明的方法”,一语透视出这种人的反动嘴脸和丑恶灵魂。用语之辛辣,说理之透辟,均显示出杂文特有的战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