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期间,从报上也可以看出要人们的忙碌情形的。所以虽不必凡要人都有自备飞机,但凡自备飞机的必都是要人,可无疑义。腾云驾雾,高来高往,今天到×处“视察”,明天到×处“坐镇”,上午在北平,下午却到了上海,何等迅速、轻便?所谓“整个计划”、“抗日决心”,都是在这飞机上想定的。而一旦知难而退,便又把它转送另外的要人,也可以作为临别纪念,“另有借重”,以志不忘。飞机之为用,大矣哉。
然而从报上,又可以看出要人们的悠闲自得,好整以暇。譬如前几天的报上,就发现“×主席之闲情逸致”,外加花边的消息。外加花边,根据我的读报经验,这都是极可珍贵的新闻。这标题就无异乎表示:连主席也这么闲暇起来,自然是天下太平,国难已过,国民们颇可以“打打麻将”了。那新闻的大意是说: “×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骨董数件”,步行回衙。(按:因为是专电,电内并无此句,大抵是节省电费,故不详载。)身为主席,要买几本古籍,几件骨董,自然是小而又小的事,国体既不禁止打高尔夫,跳查尔斯登,当然也不禁止买旧书、骨董。而且,脱下朝衣朝帽,微服而出,也就比高车驷马,前呼后拥的可敬可爱得多。
然而这“微服”两字,不知怎的,却使我联想到旧小说上所谓清正廉明,“微服私访” 的官吏,和撞下大祸,“微服而逃” 的公子少爷。幸亏×主席的 “微服” 是到旧书摊去买书,并无危险。早年的私访和逃走都要使人担心的。然而,这也正可见要人们的雍容镇静,好整以暇了。同日的报上,还有一条坐镇北平,指挥抗日军事的×××将军,答应英使兰博森十二日同赴郊外打猎。
这国难临头,要人们却有闲情逸致的事,历考史传,是“古已有之” 的。最有名的淮水之役,不但远在长城之外,而且越过黄河,直迫淮水的秦兵来了,宰相谢安还在面不改色地下着棋;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弹琴退司马,都是传诵至今的 “闲情逸致” 。迄至现代,沈阳事发,少帅正在歌舞方酣; 上海之役,忽要开发西北; 热河失守,坐镇却从北方忽然移到南方。这都是要人们的 “闲情逸致”。而东北三省、锦州、榆关、承德就都在要人们的 “闲情逸致”中,改了颜色; 买几本古书、几件骨董的 “闲情逸致” ,算得了什么? 安知买几本古书,几件骨董,或围场打猎,不能象谢安的棋,诸葛的琴一样,是在退却敌兵呢!
(1933年4月13日《申报·自由谈》)
赏析 本文发表于1933年4月13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山海关,正向华北、北平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推行不抵抗政策,使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另一方面又打出各种救国的旗号,为其消极抗战政策装潢门面。本文以“闲情救国” 命题,既是对当时五花八门“救国”论的讽刺,又是对国民党要人丧权辱国罪行的揭露。
这篇杂文短小精悍,尖锐泼辣,表现主题选择的角度新颖而不落俗套。文章立意揭露当局者丧权辱国的罪行,却不从列举罪状落笔,而是信手从报章上征引几则新闻,把党国要人在国难声中竟有闲情逸致去玩古董和打猎的消息与祖国大好山河沦落敌手的事实联系起来,“锻炼出极精锐的一击”,把国民党要人的真面目揭露出来。接着作者又从要人“微服而出”的新闻,联想到旧小说中官吏“微服私访”和公子少爷闯祸“微服而逃”的故事,说明改换便衣常服是防止被别人认出以保安全。然而“到旧书摊去买书,并无危险”,也要“微服而出”,可见要人对自己的安全是何等重视。作者这样写,实际上是把要人对待国家与对待自己安全的两种截然不同态度做了巧妙对比。用事实揭示了要人只顾自己安逸、不管民族存亡的丑恶灵魂。文章最后“历考史传”,引出宰相谢安在淮水之战中临强敌从容下棋面不改色,诸葛孔明弹琴以退司马强兵的故事。这虽然也是“国难临头,要人们却有闲情逸致的事”。然而读者都熟悉,这“闲情”中却蕴含了两位古代军事家的非凡胆识和智慧。正是因为他们在强敌压境的危难关头,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或巧用计谋,制服敌人,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安全。而国民党要人却在国难当头的“闲情逸致”中,断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把人民置于敌人的铁蹄之下。作者巧用历史故事,通过两种“闲情逸致”的对比,把国民党要人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只追求自身安逸而不惜丧权辱国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比较是辨明是非、揭示事物本质的有效方法。它好象放大镜,能显示出隐而未显的客观事物的真实面目。本文巧用一系列比较,特别是运用历史故事与现实的比较,使文章的内容表现得异常鲜明、尖锐,并赋予作品以浓郁的讽刺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