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一阵,哭一阵,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算我自在。但看看眼前,想想过去,忽然心血来潮,又深觉得啼笑都不是,便马上停笑止哭,掀动起万丈无名的怒火来。
怒,多么难看!满脸通红,眉纵眼横,摩拳擦掌,凶凶然,好比活魔王出世,自然没有谦逊那么文雅而温柔,那么和平而好看。
但谦逊也得有个分寸。假如你家里,今天有人来打劫,明天又有人来强奸,弄得食不宁,寝不安,你也文雅而温柔地,和平而好看地,作个揖,鞠个躬,甚至叩三个响头,“诸位好汉,小生在这厢有礼”,天下果有是理乎?我则不能!
就是我们祖宗,虽说从来是住在礼义之邦,但也并不是不“怒”。你看: “怒发冲冠”,是何等的威风! “叫断灞流! ”,又是何等的吓人?至于“一怒而诸侯惧”,“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那更是深关乎天下安危,可以奉做怒的典型。所以,就是我们偶然动点火,虽说不免有些难看,但究无伤大雅,而且也决不会就成为不肖之子孙。
不过怒也要怒得恰当,不应该无理取闹,更不应该口硬心虚。张老二兄弟一句话不对头,便马上红起眼睛来打架,这便叫做无理取闹; 王大娘被盗劫,吓得躲在棉被里不敢出气,等到强盗走了,却哭哭啼啼在大门口指天划地的骂杀千刀,这便叫做口硬心虚。
然而眼前我们贵国的张老二,王大娘之流实在太多了,呜呼噫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斯怒不出,如国家何?
(1932年12月4日《申报·自由谈》)
赏析 30年代的中国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夹在内忧外患之间的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 “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的中国,是“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鲁迅: 《 “友邦惊诧”论》 )的中国。在这样的民族危急关头,再不振起民族义愤的雄风,中国人民就只有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了。所以,黎烈文在这篇短文中发出了 “斯怒不出,如国家何” 的深沉呐喊。
黎烈文对当时复杂而危紧的情势围绕着“怒”字作出了他的剖析。“九一八” 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抵抗,而国民党政府却以等待国联解决为借口,命令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拱手让出东三省,还不断耍弄欺骗手腕。所谓“忍辱含愤,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就是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幌子。这种在强盗面前卑躬屈膝的丑态,黎烈文用“文雅而温柔地,和平而好看地,作个揖,鞠个躬,甚至叩三个响头,‘诸位好汉,小生在这厢有礼’”的寥寥数语,就勾画得惟妙惟肖。引狼入室还待如上宾,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怒神经”。黎烈文愤慨地指出: “天下果有此理乎?我则不能! ”
黎烈文在当时是有进步倾向的。他所主持的申报·《自由谈》勇敢地发表了许多左翼作家的战斗文章,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文人,对当时情势的分析有些是很错误的。第五段“怒也要怒得恰当”中所指责的“无理取闹”的“张老二兄弟”,显然是指当时正经受着蒋介石的围剿的中国工农红军。这就极其荒谬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坚持抗日主张,中国的大好河山早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了。至于强盗来时“吓得躲在棉被里不敢出气”,强盗一走,“却哭哭啼啼在大门口指天划地的骂杀千刀”的人倒是有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大敌当前时的心态,通过寥寥数语的勾勒,也刻画得神情毕肖。
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对黎文中观点的错误我们不必过分苛求。但用几个白描式的“短镜头”刻划一类人的典型形象,借以表达某种抽象的道理,这是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也是本文所用的一种手法,当然这也是杂文写作中常用的一种技巧。学写杂文的人,可以从此文中揣摩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