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一班“大清国”的 “伯夷、叔齐”在中华民国的“首阳山”里做那“义不食周粟”——他们确已食下民国之栗,而又不能无“义不食粟”之美名,所以我替他照着旧文,写一个“周”字,可以含糊一点,——的“遗老”。这原是列朝“鼎革”以后的“谱”上写明白的,当然应该如此,本不足怪。但是此外又有一班二三十岁的“遗少”大倡“保存国粹”之说。我且把他们保存国粹的成绩随便数他几件出来:
垂辫,缠脚,吸鸦片烟;叉麻雀,打扑克;磕头,打拱,请安; “夏历壬子年——戊午年”; “上已修禊”;迎神,赛会;研究“灵学”,研究“丹田”;做骈文,“古文”,江西派的诗;临什么“黄太史” “陆殿撰”的“馆阁体”字;做“卿卿我我”派;或“某生者”派的小说;崇拜“隐寓褒贬”的“脸谱”;想做什么“老谭” “梅郎”的“话匣子”;提倡男人纳妾,以符体制;提倡女人贞节,可以“猗欤盛矣”。
有人说,“朋友!你这话讲得有些不对。辫发,鸦片烟,扑克牌之类,难道是国粹吗?”我说,“你知其一,未知其二。你要知道,凡是‘大清国宣统三年’以前支那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国粹。你如不信,可以去请教那班‘遗老’ ‘遗少’,看我这话对不对。”
国粹何以要保存呢?听说这是一国的根本命脉所在。“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的,就是这国粹。要是没有了这国粹,便不象“大清国”的样子,“大清国”就不能保存了。
那么,我要请问先生们。先生们到今天还是如此保存国粹,想来在贵国“宣统三年”以前,先生们一定也是很保存国粹的了,但是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先生们为什么“独使至尊忧社稷”,忍令贵国大皇帝做那“唐虞禅让”的“盛德大业”,不应用这国粹来挽回贵国的“天命”呢?
(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
赏析 “五四”前后,一班顽固守旧的人们,“大清国”的遗老遗少们,为了维护旧礼教、旧道德,对抗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曾大倡“保存国粹”之说。钱玄同的这则《随感录》便是抨击这班顽固派的。
这些顽固派们视若珍宝,惟恐其沦亡的所谓“国粹”,其实完全是封建糟粕,是腐朽落后的封建旧文明,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毫无共同之处。这由文章所罗列的“国粹”的种种名目,便可了然。“垂辫”是满清王朝统治的象征,是民族压迫的产物; “缠脚”是对妇女的人身摧残; 上已修禊,迎神,赛会,研究灵学、丹田,则纯系封建迷信活动; 骈文、古文、江西派诗,是僵化的、形式主义的旧诗文体裁,“卿卿我我”和“某生者”派的小说则是充满艳情神怪,非荒诞即庸俗的小市民文艺; 至于“磕头、打拱、请安”,“纳妾、贞节”等陈规陋习,也无不与封建道德相联系。这些反民主、反科学、反人道的东西之不应该保存,乃是自明之理。因此,作者在列举这些丑恶、落后现象后,并未逐点展开细致的剖析论述,而是转向对顽固派保存国粹的真实目的的揭露。封建文化、道德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特别是在中国,政治、伦理结合得异常紧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就更是如此。保存旧文化道德,就是要维护恢复旧的封建统治。保古家们所以死死抱住国粹不放,以为失去“国粹”,“便不象 ‘大清国’ 的样子,‘大清国’ 就不能保存了” ,其原因盖在于此。
文章不仅揭示了这场新旧文化之争对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意义,揭露了顽固派们复辟倒退的企图,而且以辛辣的讽刺,揭示了他们必然遭到历史和人民唾弃的可悲结局。文章幽默地写道,既然国粹可以保国,为什么还要让溥仪皇帝演出一场“禅让”的悲剧,而不发挥一下国粹的效力呢?被保古家们视为“一国根本命脉之所系”的国粹,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这一铁的事实,便打碎了他们的迷梦。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他的杂文笔触汪洋恣肆,有一股辟易千人的气势。本文开篇便提出了批判的对象和内容,接着便以铺排的方式和盘托出了所谓“国粹”之大略,涉及到旧道德、旧文学、旧习俗等广泛领域。之后,作者没有津津于对其具体内涵的条分缕析,而是掉转笔锋,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粹们借维护旧文明以维护封建统治这一要害。最后以一句反讽作为收束,意味深长。鲁迅曾说: “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两地书·一二》)鲁迅的批评,诚为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