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文艺,都要取材。环境有依据,人物也有依据。但一进入作品,即是已经加工过的,不再是原来的环境和人物了。这就象镜花和水月一样,多么逼真,也不是原来的花月了。有些读者,不明此义,常常按图索骥,已近于庸俗社会学。而有些人却听信传言,在文艺作品中,去寻找自己,这不只有悖常识,也常常流于庸人自扰的混乱之境。
文学作品,当以公心讽世为目的。以暴露人家的隐私为目的作品,被称为黑幕小说。作品、作者,都不足道。明白人更不必去过多注意它的内容,从中探索自己的影子。
曾孟朴的《孽海花》,人物多有依据。书中有实可指者,近二十人。显宦包括张之洞,名流包括李莼客。但在当时以及后来,没有听说有谁,或是谁的后代,出来抗议,说书中某某人,写的就是他,或是他的祖先。因为谁都知道,人物一进入小说,便是虚构,打破镜子摘采花朵,跳进水中捞取月亮,只有傻瓜才肯那样去干。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赛金花。她不只承认写的就是自己,而且把作家夸大的部分,虚构的部分,都包了下来。因为,这对她来说,都没有坏处,倒有好处。
老实说,近些年,确有一些熟人、朋友的个别事迹,写入了我的文章,但也只是摘取一枝一叶,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全部评价。朋友仍然是朋友,熟人照旧是熟人。当然也有的从此就得罪了,疏远了,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过去,当政治风雨突然袭击时,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不只使当事者蒙不白之冤,也使他的家属,有血泪之痛。这称之为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毫不为过。但这种做法,人们习以为常,他本人也会轻易地忘记。
而在太平盛世,天晴气朗之时,别人偶然描绘了一下类似他的嘴脸,伤不了他的半根毫毛,好官自为之,名人自当之,却忍受不了,以为别人不够朋友,刻薄无情,从此要绝交,要打句号。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奇异现象。
其实,目前的环境,周围的关系,绝不会因为他的某一特点,被某一作者采撷了去,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例如,我曾写入杂文“谈迂”中的那个人物,在后来整党的时候,就竟然当上了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人,都还活着,不以为怪。
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鲁迅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写毛毛虫、痰和字纸篓。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是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其中也包括我的亲友、家属和我自己。
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有很多弱点。一生之中,长期漂流在外,对家庭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做过的错事、鲁莽事、傻事,都曾使亲人焦虑、感伤。到了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作为临终前的忏悔。
对于别人,交往也好,得罪也好,我已没有什么希求。我从来不愿得罪人,甚至不愿得罪院里的猫和狗,但我不能不写东西。
我过去所写的小说中,也有坏人吧?现在看起来,都很概念。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但确实也不愿再写多少了。
一生之中,我得到过的东西很多,有些过分。当然失去的也不少。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无欲望状态,不想再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了。有人说,老的一代,必都有一种失落感,那恐怕是一些人的推测之词。
1988年春
(1988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赏析 生活原型一旦进入文艺作品,便犹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这本来属于常识。然而有人却常要按图索骥,或者从中寻找自己以“对号入座”,由庸人自扰继而扰人。孙犁的《谈镜花水月》就是对这种奇异社会现象的描绘与评说。在我国当代作家中,孙犁以注重自身修养而闻名,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这篇“随感录”式的杂文所透视给读者的,也正是他作为饱经沧桑的“老者”和学识渊博的“学者”的双重形象。文章从作品与材料的关系入笔,然后写到《孽海花》的人物依据,以及这些原型人物对小说的不同态度; 写到在过去政治风雨中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投井下石,人们却习以为常,而在太平盛世却难以容忍别人类似他“嘴脸”的描述; 写到这种情态的“奇异”,以及自己的写作态度。所有这些,皆以他自己亲身经历与见闻来进行善意的说理和疏导,对那些搞庸俗社会学的人和流于庸人自扰的混乱之境者,可说是左理右喻,苦口婆心。文章不加雕饰,任其自然,娓娓道来,层层剥示,象沧桑老者谈天说地,渊博学人讲古论今,给人以回环曲折之美,一唱三迭之趣。这确实是一种进入了化境的“没有艺术的艺术”。
孙犁是“荷花淀”派的奠基者,他的文章从柔着笔,柔中有刚。近作中更有一种冷隽之气,这与他的阅历不无关联。正如文中所述:“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这篇杂文所写多为凡人,所记皆是琐事,整体上却在讽世喻人,讲述艺术与人生的大道理,此等效果的实现,除了作家的思想修养外,大抵得之于浅语有味,淡语有致的写作风格。孙犁坚持“人格与文格相一致”的观点,认为“作者恢宏,其艺自高,作者狭隘,其作嚣嚣。”因此,他在写文章,也在写自 己,所谓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假如以此来概括这篇杂文的品格自然显得合适,用来表现作家为人的品格,我想也很恰切。“对号入座”的现象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久已有之,它不会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而绝迹,一些“庸人”还会“自扰”,还将扰人。对此,作家表现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风范。他写道: “我从来不愿得罪人,甚至不愿得罪院里的猫和狗,但我不能不写东西。”应当说,《谈镜花水月》是以文章所蕴涵的思想来教喻人的,也是以它所体现出的作家的品格和风范来感染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