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一提到病,我就感到头大。前年,辛苦一生的母亲刚刚准备给小弟结婚,突然自己患了食道癌,急忙住进医院,一听手术要花上千元,多半辈子没有吃过几回药的母亲流泪了,甚至拒绝治疗。我好言相劝,千方百计地为母亲治疗,花掉了全部积蓄,但也只把母亲的生命延长了一年多。前不久,癌细胞扩散复发,母亲在极度的痛苦中留给了我一句话: “这两年难为你了,对人对事要宽厚,只要不得病,没有啥过不去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不能苛求她给子女留下人生的座右铭,但从她那善良的心地里体现出对疾病的痛切之情,使我一听到病,就产生厌恶感。
也许由于这段经历的缘故,我敏感地发现城市里工作的人对病却抱有好感。有的愿意得个小小的“大病”,多请几天病假;有的愿意得个轻轻的“重病”,多要一些药品; 有的愿意无病得“病”,骗病假,做家务,看孩子、吃劳保;有的是无病呻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一般说来,病这东西,无人所好。但世象万千,怀有愿意得点病这种“奇特大愿”的人,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就描述过:他们愿在“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鲁迅剖析这种人的心理说: “生一点病,看来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病要小,如吐半口血之类,倘若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那就糟了; 二是手头有一点钱,不致于躺一天就饿一天。”据此我想,现在那种对病有好感的人,大概也是有点条件的。一是生了病有工资可拿或劳保可享;二是看病拿药不是自费,花钱再多也不心疼;三是想得病是真,得的病是假,不能是食道癌一类的绝症。
然而,即使这三条都能满足,把生一点病作为一种“福气”,但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爱惜生命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作为在事业中开拓奋斗的资本; 尽管他们的身体也可能会得病,只要心理健康,或安心疗养或抱病奋斗,即使象张海迪那样的病残人,也会紧扼命运的咽喉,做着开创性的工作。相反,身体没病想病、装病,愿得病,心里已经有 “病” 的人,在病态中生活,在病态中工作,在病态中不自觉地浪费着生命,弄不好会弄假成真,病魔缠身,悔之晚矣。而这种乐于得点病的人的病,不在他们乐于生点 “病” 的条件上做些改革,仅靠药物恐怕是难以见效的,这种改革,也是能治病救人的。
(1987年6月24日《西安晚报》)
赏析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清代学者刘熙载也说: “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杂文属于议论文的范畴,是讲理的,但在讲理的过程中应该“寓义于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能收到最佳效果。在这一点上,《对病之好恶》很值得学习。
从写作上说,这篇作品运用的是强烈的对比手法。开头一段,先以沉郁的笔调述说“我”的母亲——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不幸患了癌症,她一听说动手术需花上千元钱,竟满含热泪,拒绝治疗。她在临终前告诫儿子的是为人宽厚,不要得病。可见对疾病之厌恶与憎恨。这一段文字写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接着,笔锋一转,以略带幽默与戏谑的笔调对某些吃“大锅饭”的人于病“抱有好感”的怪现象痛下针砭: “有的愿意得个小小的 ‘大病’ ,多请几天病假; 有的愿意得个轻轻的 ‘重病’ ,多要一些药品; 有的愿意无病得 ‘病’ ,骗病假,做家务,看孩子,吃劳保; ……”对待疾病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两种感情、两种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巨大的 “反差”。正是这种对比与反差,表现出作者憎爱分明的强烈情感,产生了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当然,杂文讽刺的对象,有时是敌人,有时是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对待敌人,当然可以尖锐一些,但对待自己的同志,就应该注意分寸,要治病救人,切不可将人一棍子打死。《对病之好恶》在这一点上处理得也是很好的。作者对那些小病大养、无病装病的人的表现、心态、原因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尖锐泼辣,但同时又是满腔热情、语重心长的。作者在最后一段,一方面热情赞颂了那些身残志不残、“紧扼命运的咽喉,做着开创性的工作”的人,另一方面也向那些“乐于得点病”的人发出了由衷的劝告: “……身体没病想病、装病、愿得病,心里已经有‘病’的人,在病态中生活,在病态中工作,在病态中不自觉地浪费着生命,弄不好会弄假成真,病魔缠身,悔之晚矣。”这的确是金石良言。
纵观全文,析理入微而又情意绵长,读后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