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一向苦于不能自由。阶级要“侵略”(胡秋原语)它,政治要它为自己服务,社会要求它有好的效益;还有,时弊要它去针砭,生活要它去“再现”,时代要它去推进;而钱袋,总是笑嘻嘻地想俘虏它做自己的奴仆。在这四面八方的包围和挟持下,文学的自由就如那天空的蔚蓝,看上去很美丽,但要切实地把握它,却比水中捞月还难。
于是有人从痛苦的反思中醒悟过来,喊道: “文学是非功利的! ”这可谓一语中的。
“文学非功利”是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就是文学对社会、对阶级、对人民不负有任何责任,没有任何用处。它既不为社会的某个集团或阶层所利用,也不为他们服务,它是超越一切的。这种“非功利” 的文学,犹如行空的天马,它爱怎么驰骋就怎么驰骋,爱奔向哪儿就奔向哪儿。真是自由极了!
文学能达到这自由的化境,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高兴之余,又有点疑虑: 完全彻底的“非功利” 的文学是可能的吗? 文学倘真脱尽了 “功利” 的尘俗,还有谁需要它呢?
我于是颠来倒去地想: 一个文学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发表; 发表了总想读的人多; 读的人多了作品的影响就大,自然,作家的名气也大,得的稿酬也多。这,不知道算不算跟“功利” 沾上了边?
我想,倘使一个作家写了作品不拿去出版,出版了也不发售,发售了也没有人看,看了亦无任何影响……这倒是真正的“非功利” 了。然而这样一来,我担心“文学家” 的桂冠要丢在马路边没有人捡,文学家恐怕要不安于位,纷纷投笔从商,文学出版社则只好关门大吉。而且我料定,这样一来,“文学非功利”和“创作自由” 的呼声也会微弱下去。因为没有了创作的欲望和兴趣,自由不自由,功利不功利,也就不关痛痒,无可而无不可了。
诚然,古人有著了书不拿去流布而“藏之名山” 的。这似乎很有点“非功利” 的味道。其实不然。他藏之名山,决不是要让它在山中烂掉,化为尘土的。目的还在于“传之后世” ,寄希望于后人发现它、理解它、赏识它。那结果便是,人以文传,他的大名,也就流传千古了。所以归根到底,他还是没有冲破“功利” 的藩篱。
因此我觉得,尽管叫得怎样响,文学要真正做到“非功利”,其实是很难的。难就难在文学家自身的矛盾。一方面,对于社会,他希望用“非功利”的盾牌,挡开来自任何方面的要求、干涉、支配和驱使,以保住“创作自由”的贞洁。另一方面,对于自己,不创作则已,若有所作,即不免生出种种功利的念头。即使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问世之后能为众多的读者所赏识,所称赞,所喜爱,甚至,能卖个好价钱;即使是一个服膺虚无主义的作家,他否定一切,却决不否定自己的大作。就象庄周,他写了许多文章宣扬“无是非”观。然而,倘使你起庄周于地下而问之: “你的‘无是非’观究属是抑或非呢?”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 “我的理论是天经地义,哪有不是之理!”事情就是这样,别的都无是非可言,唯独自己的文章却只有是,而没有非的。
你说这不是很矛盾吗?当然,很矛盾。
而“非功利”的文学,便在这矛盾中窘得发呆,不知如何是好。
毫无疑问,文学应当是自由的。但是至少,它没有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地球而去的自由。片面强调文学的某种功利性是不对的,但因此以为文学可以是“非功利”的,又大有商榷的余地。说起来,人的一切活动和创造(精神病患者、梦游病患者、不懂事的婴幼儿除外)不可能不包含这样那样的功利性。文学活动也不例外。凡有活动和创造,不是为了这部分人的功利,就是为了那部分人的功利;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功利,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甚至一己的功利。否则,人何必还要活动,还要创造?他满可以四大皆空,遁入佛门,去做和尚。其实,做了和尚,也不见得就与功利绝缘。他不是还得修行参禅、悟道成佛、普度众生吗?普度众生,这可是大大的功利了。
功利和非功利的争论,是古已有之的。当年,孟轲先生去见梁惠王。惠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功利主义者,一见面就问: “老头儿,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轲回答说: “何必言利啊,有仁义就行了。” 孟轲把功利与仁义对立起来,认为只要有仁义就行,功利是不必讲的。孟子的这观点,有人就不赞成。南宋的叶适说得很干脆: “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 ”虚语者,翻成现代语,就是 “空话” 。
至此,我想套用叶适这句话来结束我的杂文:
“既无功利,文学者乃无用之空话耳! ”
(1987年第3期《现代作家》)
赏析 这是一篇以驳论为主的文艺随笔或曰文艺杂谈。它所驳斥的是前几年文艺界颇为“走红”的一种文艺观点——要创作自由就不能言功利,言功利就不会有创作自由。文章写得老辣而机敏,深邃而空灵,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杂文可以小题大作,也可以大题小作。小题大作不容易,大题小作也不容易,甚至更不容易。《文学的自由与功利》属于大题小作。文学到底有没有功利?有没有目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要在短短1,000多字的篇幅内将这个问题谈深谈透,将“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彻底驳倒,显然并非易事。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 避开那些一般的理论问题,比如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从人们极易接受、极易理解的常情常理入手,展开论述。“一个文学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发表; 发表了总想读的人多; 读的人多了作品的影响就大,自然,作家的名气也大,得的稿酬也多。这,不知道算不算跟 ‘功利’ 沾上了边? ” “倘使一个作家写了作品不拿去出版,出版了也不发售,发售了也没有人看,看了亦无任何影响……这倒是真正的 ‘非功利’ 了。然而这样一来,我担心“文学家”的桂冠要丢在马路边没有人捡……”这两段文字“看似容易却艰辛”。作者采取“顶针续拔”的句式,紧紧扣住人们极易理解、极易认同的常情常理去推导,将“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驳斥得无可置辩,腾挪不得。这里,充分显示出作者举重若轻、舒卷自如的高超技艺。
当然,要驳倒一个观点,单靠一两段锦言妙语是不够的。梁启超说过:要建立自己的论点,需要多设想几个“难者曰”之类。作者是深谙此道的。作品在从正反两个方面驳斥了“文学非功利”的观点之后,紧接着又堵死了两个可能产生的“漏洞”,回答了两个可能产生的疑问:其一,你说作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出版,那么对古人所说的“藏之名山”作何解释?答曰:藏之名山目的是“传之后世”;其二,你说文学有功利,那么,对“为艺术而艺术”、服膺虚无主义作家,以及庄周的“无是非”作何解释?答曰: “倘使你起庄周于地下而问之: ‘你的无是非观究属是抑或非呢?’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 ‘我的理论是天经地义,哪有不是之理?’”至此,“文学非功利”这个错误观点被驳斥得再也没有藏身之地了。
但是,作者并没有在这里止笔。作品结尾又“套用”南宋叶适的一句话对“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击一猛掌,报以小小的戏谑:“既无功利,文学者乃无用之空话耳!”这里妙就妙在“套用”上。如果直接说“文学非功利”是空话,未免显得生硬,说不定有扣帽子之嫌,这一“套用”就显得很自然了。仅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作者行文的老辣和机敏。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套用”作者这句话说: “套用者,乃借剑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