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庸之道”的缘故,许多人但凡举手投足,大都要瞻前顾后,力求“公允”的。不过,如同流行感冒肆虐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打喷嚏、流鼻涕一样,自古以来的有识之士,就不曾还未迈步便先自掂量掂量是否有所“偏倚”。譬如,刘备的任用孔明,孙权任用周瑜。当初孔明不过是一个“山野村夫”,寸功未立,下巴颏儿上也不象旧戏台子上那样,长着三绺长须,用时下流行的叫法,尚可称为“小辈”。至于周瑜,在资历与年龄上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处。而刘备、孙权却放手委以重任,成了执掌兵权的军师和统帅三军的都督。不象今天的有些领导,本想提拔“孔明”、“周瑜”,只因怕“摆不平”,结果任用了程普、孙乾者流。
试问:这“摆不平”之虞是何以形成的呢?
孔明执掌军师大印时,刘备兵不过几千,将不过关、张、赵,地盘也只有新野这弹丸之地。而占地千里、拥兵百万的曹操却对刘备虎视眈眈。想来孔明这军师当得不会轻松,如不能力挽狂澜,乌纱帽保不住不说,脑袋能否长得牢也是个问题。周郎呢,官拜大都督不久,曹操便亲率八十三万大军欲踏平江东。这时候,能临危受命也是极需一点勇气的。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凡有“摆不平”之虞的单位,干部被任用之后,大都没有风险在前边等着,干好干坏,没有必要的检验与奖惩,谁来干都一样,任用谁,成了一种“恩赐”,自然也就要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权衡,惟恐“摆不平”了。
其实,“摆不平”未见得就是坏事。包拯曾有言: “常格不破,大才难得”。他提出:“审将之道,不当限以名位,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实才,则擢而用之,专而委之,必有成功。” 此论极是。博望坡孔明初用兵,便以几千之众杀败曹兵十万。这以后,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终于三分天下,实现了隐居隆中时的预言。周公瑾赤壁鏖战,“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一句苏词,把个青年统帅写得何等潇洒自如。我想,当年如果是程普、孙乾挂帅领兵,历史恐怕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尽管他们并不坏。
关、张和东吴老将程普对孔明、周瑜也曾 “不买帐” ,后来为什么服气了呢? 因为通过实践一看,这二人真非等闲之辈。假如他们上台以后,作的是“安逸官”,关、张等人自然不服,说不定刘备、孙权也得为没“摆平” 而后悔不迭呢! 这一点当引为今鉴: 凡有“摆不平”之虞的单位,不妨给新上任的干部规定点硬指标。比如,上任头一年见何成效,第二年有什么政绩,秋后算账,称职胜任者留,不称职不胜任者去,以至罚。这样,谁要想争一顶乌纱戴,就得先核计一下自己吃几碗干饭。领导在任用干部时也可以 少些“摆不平” 的烦恼了——谁有能耐谁上来,没有别的话好讲!
(1986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赏析 杜卫东素以撰写谈论人生修养之类的文章见长,最善用平和、舒缓的语调叙理,很少见到一惊一诧的字眼。这种风格,在《摆不平》中也可触摸得到。同他许多作品不同的是,这篇作品叙理采用了讲故事的方式,读来更是别有一番韵味。
在我们这个中庸传统极为厚重的国度里,无论是谁,只要有胆量声称自己没跟人家“摆平” ,立即便会得到无数的同情。这种中庸文化的衍生物,牢牢地附着于我们时代的生活之中,成为人才难以出头的一个原因。作者抓这个题目做文章,确实是很有眼光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个题目写好呢?作者没有平铺直叙,而是让《三国演义》中的人与事和当今生活中的人与事同台亮相,轮番上场,故事中有道理,道理中有故事,进行“再演义”。比如,刘备、孙权任用孔明、周瑜,而我们有些领导唯恐“摆不平”任用了程普、孙乾等等,亦庄亦谐,亦古亦今,形象生动,不见一丝说教的痕迹。读者读完作品,不知不觉接受了作品所要展示的意蕴。可以说,作者导演的这场戏是颇具匠心的。杂文作为“文艺性的论文”(瞿秋白语),最忌枯燥,也最易造成枯燥,这与它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属性有关,许多作品就是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处理不当,二者间产生了断裂,以至不可卒读。这篇杂文在这一点显然是成功的,它的叙理方式,自身就具有“文艺性”的优势,再加上融汇其中精辟独到的见解,构成了这篇作品的艺术特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讲故事”的着眼点。同是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做“岭”的文章妙,还是做“峰”的文章妙,这就要看本事了。作者在论及“摆不平”产生的成因时,讲了孔明、周瑜担当大任的事,不少杂文在用这个典时,多是讲刘备、孙权重用他俩的一面,论述应如何重用人才等等;而这篇作品却讲他俩“担风险”的一面,然后将此同“摆不平”衔接起来,对比考察,推出这样的结论:被任用的干部好不奖、坏不惩,谁干都行,这样任用谁就成了一种“恩赐”,下而有“不平”之怨,上而自然就唯恐“摆不平”了。假如作者的着眼点不在此,那么“摆不平”的内核就不可能被如此巧妙、深刻地剖析出来,也更不可能有文末的点睛之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