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借书者,有借钱者,还有借嘴的吗?有哟,着实有。常见者是“借嘴” 以振会威。明明是部门召开的会,硬要把上级领导拉来作陪; 明明是一般性业务会,也要请书记到会讲话。有的领导者,或是生怕落个“不重视人家工作”之嫌,或是因为自己就有“借嘴”之瘾,往往是有借必应,心甘情愿充当“借主”。新官上任,更怕人家说他架子大,远近有借嘴者来,不敢谢绝。
位尊言贵,凡语出口亦不凡。有的领导者平日不大了解情况,会前又没有参与研究讲话要点,讲稿到手后还没来得及看上几遍,就匆匆上台,结结巴巴,以至错念白字,脱口而出,闹出笑话。说来也怪,那讲稿分明是别人写的,那报告的意思也是别人想出来的,但是一经领导者之嘴念将出去,立即变成“重要指示”,会议也随之身价百倍地重要起来。会议主持者呢,随即“谢主龙恩”,将脸一收,庄严地部署说:“某某书记的指示很重要,会后要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多少年了,多少人儿,就是这样你模我仿地操作着。你借我嘴,我借他脑;你借我名,我借他手。天长日久,上行下效,就连某些基层单位的支部书记、经理,遇事讲话,哪管是三五分钟的小会发言,也要他人代劳写稿,自己只管出嘴巴是了。
认真地说,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作为精神产品,应该是自己的大脑加工厂制做出来的产品,应该是他理论水准、政策水平、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以及领导才能的一种凝聚。或者说,是以领导人为主体的集体智慧的产儿。这个产儿产生的过程,是浸泡着调查、加工、思索、提炼的汗水,把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和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相结合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实在是假手别人不得!倘若只管念稿,而那报告、讲话的思想观点和语言都是别人的,那究竟算什么领导?如果这就叫做“领导”,那末,那种口齿清楚,善于读稿的人儿,就算够格的领导者了。
有的领导同志抱怨说,我实在是忙呀,没有时间动笔。这可能,但又不尽然。谁能比我们的领袖们还忙呢。读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文选的人都清楚,他们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亲笔写了那么多文稿,别人还有啥话可讲呢! 况且起草重要文件和讲话稿,正是领导者应该 “忙” 的正事之一,怎好推给别人!
也有的同志说,我文化理论水平低,摆弄不好笔杆。这话,三十年前听来还可入耳; 如今听来,可就不那 么顺耳了。实际呢,不会摆弄笔杆者有之,不愿摆弄笔杆者亦有之。那底细呢,恐怕是那种一当官,就想做老爷的顽症吧! 这种 “借嘴” 的现象早该休矣! 我们奉劝那些尚可摆弄好笔杆的领导者,还是亲自动动手吧,以 “借嘴” 的身分念讲稿、做报告,实在不能显露自己的领导水平。当然,果真确为文化理论水平所限,那也不要与自己过不去,干脆,趁精简,申请离职学习,深造一下再干就是了。
(1984年6月号《人民文学》)
赏析 这篇文章,一读就先有新奇之感。《且说 “借嘴” 》,题目就起得既新且奇。“借嘴”,何谓 “借嘴”?诚如作者所说,“有借书者,有借钱者,还有借嘴的吗?”开篇一句就抓住了读者,让你想往下看个究竟。这种艺术效果,古人称之为“凤头”。在这篇文章中,凤头的形成主要得力于造语的新奇。
作者所要论及的对象,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司空见惯者,习闻而常见也。但正因习闻,反而易致不察; 正因常见,往往又视若无睹。现象的普通性和思维的麻痹联结在了一起。对这种现象的抨击,如果以常语出之,泛泛道来,便难以引起注意,警醒读者。作者以“借嘴”一词来概括这种现象,正是借其新奇之力,直达读者之心。古人论创作有“意常则造语贵新”之说,意思是说如果内容、立意平常的话,修辞用语就应当力求创新。如果把这句话变通一下,改为“事常则造语贵新”,便可以用来说明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选择技巧的原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