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嵇康,说: “他的态度是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道: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我当年初读时,有些不解,为什么这一段空对空的问答,会成为杀身的祸根呢?
经过多年的阅历,再翻读史书原文,才有所领悟。《晋书·嵇康传》是这样说的: “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如故。良久会去。康谓曰: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会曰: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会以此憾之。谮于文帝(司 马昭),杀之。”这就可以看出,钟会那次“造焉” ,不是一般的访问,是有“故”的,是有意去摸摸嵇康的思想情况,了解“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的。这一段对话,其实也不是空泛的隽语,如果译成白话,大概是: “你听到过什么有关我的流言了,你查看出了什么没有?”答话是: “我是听到一些流言来的,该了解的我都了解了。”针锋相对,彼此切齿之声可闻。那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了。
钟会这个人,是造反世家。他父亲钟繇,是有名的书法家,因为忠于曹操,帮曹丕造了汉朝的反,被封为太傅。钟会成为 “贵公子”,也很有 “才华”,“文武兼资”。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他和邓艾一起带兵去伐蜀,实际是受了司马昭的密旨,暗中监视邓艾的。等到邓艾打入成都,活捉了刘阿斗,他就诬告邓艾谋反,把邓杀害 了。可见,他已是司马氏造反的心腹英雄了。
而且,他还是一位专门做“思想工作”的能手。《晋书·阮籍传》里有一段说: “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可以看出他是常常找人谈话的,而且往往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回答的话,不论“可”“否”,他都可以“致之罪”。“否”,不赞成,有保留意见,自然是异己分子; “可”,赞成、拥护,也可说你是别有用心,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一样可以“致之罪”。被访的人,反正逃不出他预设的罗网。
好在阮籍这个人,“口不臧否人物”,而且一醉几天不醒,因而获免了。你刚想问他什么,他已呼呼大睡,不省人事了。
在邓艾被冤死的次年,钟会就因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又想造司马氏的反,因而被诛杀了。可见这类“可爱”的人,立场并不是那么坚定的。
(1982年第3期《民主与法制》)
赏析 十年浩劫带给徐老的创伤实在太深了。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没有特殊感受的人,便听不出嵇康、钟会对话中的切齿之声,也就写不出《造反世家》这样的杂文。
首先勾勒形象,使这篇佳作具有生动感人,发人深思的艺术概括力。造反世家钟会,有才华,“文武兼备”,自然和那些粗莽的、只知大打出手的造反派不同。你看,他去摸嵇康的“思想情况”,窥探“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也是那么文诌诌的,“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他曾暗中监视邓艾,但致邓艾死地绝不亲自出马,而是暗中诬告,借刀杀人;他预织罗网,给阮籍做“思想工作”采取的是“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的阴谋手段;最后,野心不足蛇吞象,落了个被诛杀的下场。作者一笔一笔,将个“文明”造反派的形象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跟整人的造反派相映衬的是,另一种正直的、挨整的知识分子形象。嵇康面对钟会的监察,取的是嗤之以鼻、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而阮籍则以佯装酣醉、“口不臧否人物”相应付。所有这些形象,虽然“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给读者的印象是清晰的。这种寓理于象,寓理于情的手法,不仅意趣横生,而且说理深刻。
再者,这篇杂文还具有时新性。写杂文经常要运用历史故实,但有的却一味老生常谈,不断的炒冷饭,时新性不强,不可取;有的程式化,刻板化,先取一段历史故事,再联系一下现实,最后发几句议论,虽然时新性有,但未免太直太露,让人一览无余,也不够味。在这方面,徐老确是行家里手。《造反世家》全篇谈的都是历史故实,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字里行间都是在写现实。钟会的行径,和“十年浩劫”中某些造反派的伎俩何其相似乃尔!那时,有多少人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而监视起来; 多少人陷入他们预设的“思想工作”的罗网而遭罪; 又有多少人被诬为叛徒、特务而致死呢! 上面说过,徐老的老辣之处就在于谈现实不是直接叙述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历史故实的咀嚼而体味出来的,这便有了一种回甘的余味,愈嚼便愈有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