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称为文学批评的，大致与以前所谓诗文评相当。现我国文评仍未发达;但受外国影响，已承认文学批评是文学一部门，同小说等相当。
《隋书·经籍志》把诗文评放在总集类后面，可见仍未有这意念，认为它能成立为独立的一类。凡成为独立的类的，一定是这一部门的学问发展到相当程度，著作相当多才成。由此可见，六朝时文学批评仍不发达。因为它是评历代作品的，所以放在总集也有道理。
唐是大变化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如此，文学亦然。所以，需要批评;而文学批评也开始逐渐发达。及宋仁宗时，王尧臣等奉敕撰《崇文总目》，分四部，“集”部中有《文史类》，《文心》、《诗品》、诗格、勾图等书，都放进去。这可见那时批评已成风气，而且著述相当多，能成一独立之类，也非成一独立之类不可。称为“文史类”，是因为《文心雕龙》和《诗品》不但表文之价值，而且着重史的方面。不过，人们以为这些书的价值在文体之发展(史学)方面，而对于技巧的讨论，则认为是无甚积极价值的，琐事而已。
后来，又分为：文史、诗评二类。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卷八就分文史、诗评二类。文史中，主要如《文心雕龙》等。至于诗评方面，多是讨论技巧的，如诗话等。又，史书体例之批评，亦放在文史类中。唐之诗格是应付科举的，故其话陋，北宋人可不承认其价值。但南宋时，人觉宋之诗话则不如此，很好，很多。所以，就不能不承认其价值了。这就反映了那时之批评已成风气。
明焦竑编《国史经籍志》就立了“诗文评”一类。清《四库提要目录》仍之。
我们可见，第一时期重史的发展，而宋以后，更重诗的本身(技巧、内容)。郑樵固然重史的发展，但已渐重诗本身。及明以后，则更重诗文本身，以为诗文之批评已在文学中有独立的地位。然而，是时作为有独立地位之批评文字之对象的，只诗文而已，词曲不在内，其地位低。文学只诗、文两种，词、曲等乃余类。——这可说是诗文评发展的三个阶段。诗文评同今之文学批评之意念是更接近一点了。
〔附〕书目提要
这就是与今之书评相近者。但今之书评多属于新书，而旧书之批评则不在其中。
我国从前亦有相当于对新书之批评者，如一部分的序、跋是。但新书的序、跋多对新书之恭维，而少批评。在整理旧书而刻印时，其序、跋就多批评书的本身或作者，或讨论其版本了。序、跋不论是标榜也罢，批评也罢，都不独立为一类。而且，对旧书批评的序跋不多，而多是对新书的恭维、互相标榜的，故序、跋不能立为批评之一类。
《汉志》(《汉书·艺文志》)，人总认为它是讲学术源流，而不是讲每本书本身的，只是对一类书之批评，而成为学术源流。这是表示“史”的意义，而不能算为书目提要。
南朝后，书史多，目录学渐发展。当时趋势仍是学术渊源之讨论。
唐代，《隋书·经籍志》除重学术源流外，已相当重书本身。它里面说，古今书籍的聚散，遭过五次劫。这表明，它重书本身。但逐书批评还是未有。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直斋《书录提要》已注重对书本身之批评。
及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出来，这是空前的，表明书目提要已成立。当时是集全国人士及政府之力量收集书籍作提要的(那时一方面提倡文化，一方面要摧毁与清统治不利的)，里面分经、史、子、集，四个总类。总类下又分子目，以下逐书批评。又有所谓“存目”，因认为其书价值不太高，或残缺，就放在“存目”中。其批评方法分二：其一，是其价值已为人公认的，则只讨论其版本;其二，其价值并不确定的，则评其价值。《四库书目提要》是有系统的，前无古人，后来也不易有来者。
这种书目提要，与后日书评有相合处。今之书评多批评，而少版本讨论(西方把版本讨论归诸校勘)。但书目提要是把书放在大系统里批评，是有系统的，这优于西方之书评。
目录家往往重版本而不重内容。《四库书目提要》对后日文人影响并不太大。张泰来《鲁岩所学集》是大规模地批评古书，大概受《四库提要》影响。
但其他的人很少有此种作为。
今日书评多受外国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