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古代要算入余类。
小说最早放在“子”部。《汉书》就有“小说家”之名，引《庄子》语：“饰小说以干县令。”这里，小说乃指琐碎事，与日后意义不一样。
又，《汉志》(《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稗官就是杂官、小官。班固在“小说家”项下所收的书，共有两方面：一、记古人;二、记古事。托古人表道理，近子家;记古事则近史家，但记的只是琐碎小事。
后来，人们就把记琐事、说小理的东西当做小说，放于子部。唐初的《隋书·经籍志》就如此。如《世说新语》及讲小器物、游艺(如下棋)琐语的，都放进去。
后来，人们又把小说置于杂家。《旧唐书》就如此。到五代为止，小说范围都广。这时，认为讲游艺等书多，为古代子部中的“小说家”所不能包括，故放在杂家中。
到北宋，《新唐书》里就不同了。《新唐书·艺文志》把小说放在史部杂传里。
六朝，志怪传奇渐发展，到唐就更多。六朝志怪一方面与宗教有关，一方面人们有故事之兴趣。唐代人则注意故事兴趣方面，到唐末仍如此。
最初，小说有记议论与记故事的两部分，记故事的同今天的意念近。及后把记游艺等放进去，把小说放进杂家，就与今意念远了。后来又把小说放进史部，把志怪、传奇等放进去，这又与今之意念合。子、史分列，是小说之一进步。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把放在子部之所谓“小说”，放在史部中之所谓“杂传”，都加以清算，分为：
说故事
说理
共六项。志怪、传奇、杂录与今之小说有关，都是说故事的。
《四库提要》里根据胡应麟而稍有改变，把它分列子、史两部。志怪、杂录等入史，无传奇。这就更认清楚故事之性质。
以上是传统的目录学家关于“小说”之看法。以上这些都是文言的，而不及白话，因看不起白话。
我们认为，中国白话小说之发展，当自宋朝之“说话”。宋“话本”分为讲史与小说两种。讲史，是根据史书而讲，喜讲三国(根据《三国志》)与五代(根据《五代史》)。而小说，则分为四项：烟粉(艳情)、灵怪、公案(强盗招安)、铁骑(兵事)。至今，宋人《京本通俗小说》仍存。
后来，讲史发展成功“平(评)话”，里面讲故事，但又以诗为评(有诗为证，那诗就是评)。小说则更能引起人的兴趣。自元剧曲发展后，讲史渐衰。但讲史有教育与娱乐两种作用，小说却无教育作用。讲史渐从说话的“话本”发展成专给人看的，如《三国志演义》等(三国演义与三国评话不同)。从“演义”，就变成章回体。“演义”还是根据历史事实，故胡适说它是“通俗历史”。章回体同中国长篇小说有重大关系。
小说发展，到明有所谓“三言”“二拍”，即：《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及《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收集宋人的短篇而成的。后来又从中选出，有《今古奇观》。
明，小说之盛，表示人对故事之兴趣发展，故有这些书的汇编。这都是偏于短篇的。
同时，明又渐渐从以前的小说、讲史二传统合流，如《封神榜》就是其产品。《西游记》讲灵怪，又讲唐玄奘，也是两种传统(灵怪、讲史)之合。合起来，则可因文生事，运用想像，不拘于史。这与今日小说之意念近。《金瓶梅》除了淫猥外，更写当时社会，写土豪劣绅如何勾通官府，用山东土话写。在写性方面，多是想像的;但写社会方面则是写实，是写当时社会。它从公案出来，但公案是写特殊事，它却是写的普遍的社会，又有讲史之写实精神，是两种传统之合。《水浒传》又是讲史加上小说中公案之性质，有想像，比《三国演义》价值高，又有社会人情之描写。不过《水浒》组织不严密，头绪纷繁，是讲史性质，组织上不如《金瓶梅》。
清《儒林外史》是讽刺社会的。讽刺，从前是没有的，它是讲史与小说合在一起。清末讽刺小说盛，如《官场现形记》等。讽刺从公案与讲史来。《儒林外史》是由许多短篇小说合成的。
《红楼梦》不但是讲史与小说合，而且结构上受戏剧之影响，故严密过于《金瓶梅》。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高儒《百川书志》收《三国志演义》及《水浒》，因为把它看做历史而不是作为小说，重其历史价值。
清初钱曾《也是园书目》收宋《通俗小说》，是因为它的版本难得。
《四库目录》不收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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